《通往廉洁之路》精彩章节
  2006年10月20日11:1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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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面镜子──腐败与苏东剧变


  20世纪的人类社会充斥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幻,现实社会主义的蓬勃兴起和遭遇时代性挫折,则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变迁。苏东剧变堪称是20世纪留给世人的最重大的最具有世纪性启示意义的事件。在历史告一段落的地方,人们终于可以冷静思考了,而且也需要冷静思考了。

  纵观世界政党史,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来讲,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深思。总的来说是,苏共垮台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淡漠并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面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及其教训。

  一、苏共自己打败了自己

  1991年8月25日之后,一个拥有近2000万党员、独掌苏联政权70余年的政治庞然大物──苏联共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不久,一个拥有2240万平方公里土地、2.9亿万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也随之分崩离析。对于苏共的垮台和苏联解体,人们在当初表现出惊讶、欣喜、冷漠、痛苦等各种不同的反应之后,也从各自的立场、方法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如此悲惨的结局呢?

  苏联是在战争中被别国打败了吗?不是,是不战而败。14个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猖獗一时的希特勒的几百万大军的入侵,都以失败而告终。战后,苏联又很快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成为东西方两极对抗中的一极。令人叹息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使强敌的战争机器无可奈何的国家,在敌人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和平”地自我解体。

  苏共是被社会上原已存在的强大的政治反对派打垮的吗?也不是,苏共建党90年,执政70年,拥有2000万党员。与东欧一些国家的情况不同,无论在苏共党内还是在社会上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胁的反对派。最后,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是原来的苏共党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签署了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

  是像考茨基等人早就鼓吹的那样──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是活不成的早产儿吗?不是,如果一切都按“规律”和人们的所谓科学设计所规定,那岂不是“命定论”,如果一切都没有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强调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显然,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还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否则对正义社会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岂不是可以不请自来?历史既是决定的,也是选择的。退一步讲,抛开十月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成熟性,即使是早产儿,只要肌体基本正常,也可以用后天补先天不足。列宁曾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我国革命》等文中十分精彩而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也曾说过:“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等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

  是单纯经济上没有搞上去吗?也不完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在过去的年代里苏联、东欧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观察,当这些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上升,逐步接近西方国家的时候,社会挫折感、失落感却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人们日益感到不满足,日益向往西方,越来越感觉自己穷、西方富。这种现实与心理的反差值得深思。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当年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各国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就直接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70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以“电冰箱社会主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但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什么结果。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难辞其咎,但能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制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毫无疑问,西方的“和平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一味夸大其辞,也不客观,因为内因决定外因,否则会陷入“外因决定论”,而且“和平演变”出自西方政治家之口,也不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西方国家对中国、古巴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并不比苏联差多少,怎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呢?怎么古巴在美国的眼皮底下仍能走自己的路呢?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言:无法想像,“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对于上面的问题,笔者无意于对各种学术观点评头论足,目的在于思考的深入和全面。我们知道,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凡事有个轻重缓急,主次先后。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苏共自身。在苏联,苏共作为惟一的执政党,领导一切,一切成绩是在苏共领导下进行的,那么一切错误和问题也应该划归苏共领导之名下。否则就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因果循环论”中。具体讲,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政党结构性危机,形成了一种体制性障碍。列宁在世时,已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进行过一些尝试和努力,但由于过早去世而成为憾事。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高度集中的体制强化到极致,问题接踵而至。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探索病原的主观愿望而只是摸不准脉搏的大夫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庸医,给苏共那套锈迹斑斑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蒙上了一层缓和的外衣,而且又赶上大发石油财的时机,更无变革的动力。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只是过渡性人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时间在悄悄地流逝,问题像地下的溶岩,急剧地聚积。不触动苏联体制是历届苏联领导人在位的前提,因而苏联领导人展示自己才能和作为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极为有限。他们即使看到了体制上的缺点和毛病,也只能对之进行修修补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在7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体制的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它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上。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恣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试图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片的赞美声中,苏共陷入了绝境。

  ②在意识形态上,过分教条和刚性,吞没了具体政策的灵活性和活力、赖以存在的理由和基础。一整套的思想、理论、政策风化成干巴巴的“枯树桩”,到了80年代中期后,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又吞没了坚定性和原则性,这样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右倾机会主义者片面强调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和阶段性,完全不顾群众的意愿和业已出现的形态,以种种理由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左倾教条主义者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结果的必然性,看不上群众的现实利益和价值取向。

  ③在权力和金钱的迷宫面前,苏共逐渐丧失了警惕和免疫力,没有找到或采取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越来越腐败,和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大,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到抗议的逻辑发展中腐败变质,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毁灭。

  苏共在腐败面前打了败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90余年)、众多党员(近2000万)、独掌政权74年的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后,西方国家给予他勋章和不少颂扬,在苏联,却有很多群众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地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具体数字材料见下表)。

  表-:从苏联官员转化来的俄国精英一览表
                   总统周围的人    政党领袖  地方精英 政府 商业精英
来自苏维埃官员的总体比例% 75.0     57.1 82.3 74.3 61.0
来自党的官员%                 21.2     65.0 17.8 0 13.1
来自团的官员%                 0     5.0         1.8 0 37.7
来自苏维埃的官员%         63.6     25.0 78.6 26.9 3.3
来自经济部门的官员%         9.1     5.0   0 42.3 37.7
其他%                         6.1     10.0 0 30.8 8.2

  资料来源:俄罗斯《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

  还有一个调查,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不具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同时,每5人中就有1人指出自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国家,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于是,剧变中群众的冷漠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甚至从后来俄共的竞选纲领中也可以看出来:俄共明确地把自己同原苏共官僚阶层区别开来,提出了重建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的苏联和苏共的口号,就是为了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俄国新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新社会主义者宣言》中也提出:“新社会主义者并不怀念过去的岁月,与共产党人不同,我们反对复辟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后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已积累到发生质变的程度。也可以说,是腐败分子的不断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力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第三,有学者指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的确,虽然苏联在短短一段时间中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尤其在军事上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苏共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算不上成功。但经济是怎样失败的呢?让一群搞特权的蜕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群众去发展生产力,岂非痴人说梦?显然,并不是经济失败在先,而是权力异化在先,是苏共党内的很多干部官僚背叛人民在先。这才是苏共搞不好生产力、政治上不堪一击的症结所在。

  第四,对于苏共的瓦解,戈尔巴乔夫无论如何难辞其咎。但有意思的是,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到这么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二、权贵阶层的掘墓和权力的异化

  历史证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相当一批原苏共官员和苏联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他们是社会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过头脑变了,面目变了,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使他们实现了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完成了从社会的特权阶层向一个阶级的转变。那么苏联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

  在苏共从得人心到失人心,经历了一个过程。人心向背,苏共成于斯,也毁于斯。

  从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到1917年10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不到20年。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其严酷的沙皇专制的条件下和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关键是民心所向,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的俄国,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是人民群众最需要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党明确地宣布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引起了广大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也得到了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两个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另一个是即使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也获得了多数的支持。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1万多人,到十月革命时达20万人,到年底则高达30万人。

  为扼杀红色革命政权,国内外反动势力纷纷行动起来。在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时刻,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群众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号召共产党员上前线。在给所有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也正是靠着人民的支持,新生的力量微弱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才能在内部白匪叛乱和外部十四国武装干涉中的内外合围中站稳了脚跟,不断壮大。

  面对执政地位的变化,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跑得更远,没有保持‘台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 如果党 “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因此,“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和防止自身的腐化堕落。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从来不搞特殊化,把群众的疾苦冷暖时时挂在心上。列宁的工资当时是每月500卢布,还没有高级专家的高。从1918年3月到1922年底,列宁在莫斯科就演讲250次。列宁十分重视群众信访制度,亲自批阅大量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他认为群众的来信和建议是反映群众情绪的“晴雨表”,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永远读不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可以了解到民众的呼声、愿望和“许多合理的想法”。例如,1919年初,列宁亲自接待首批52人。当时正值伤寒流行,列宁不顾危险,和来访的群众谈了5个多小时,农民满意而去。其中一位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了!农民的道理他也懂。”同马克思一样,列宁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论在会议上或报刊上,列宁都不允许对他歌功颂德。1920年4月列宁满50岁,中央和全国各地准备给他庆祝50诞辰,列宁得知后,认为这是“胡闹”行为,会使自己“感到多么不愉快”。

  1967年,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发表了名噪一时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从文中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到苏联建国初期,一些领导干部还能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在领导层基本上不存在特权现象,“尤其是党的领导人,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有“一些党员住在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住宅里,娶了富家女儿”,但那是革命队伍中的极为个别现象。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逐渐察觉到党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对此,列宁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忧虑: (1)不仅十月革命后接受下来的许多国家机关, “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而且新的苏维埃新机构也受到了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污染和侵蚀,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每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列宁为了说明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他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国家制度上的“脓包”,并且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更让列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工农检查院竟也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机构。1922年4月列宁批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2)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党政不分、外行领导内行、无组织无原则的争论等影响了党的稳定和团结。列宁指出,“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 ,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甚至连从国外进口一批罐头也要政治局决定;(3)一些党员干部因陶醉于胜利而骄傲自大,甚至主观武断、盲目决策。对此列宁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4)党员干部的素养和管理水平不高。列宁指出: “所有材料都表明现在的一些党员的修养水平很差”,“我们在管理面前几乎一无所知”,显然 “只靠工农的满腔热情和牺牲决心是不够的”,“应当同过去诀别”,“必须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

  列宁在晚年,为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列宁对受贿行为十分憎恨,要求对违法乱纪的现象都要进行追究,不管违法乱纪者的职位多么高。针对某地党组织纵容姑息一些腐败现象,1922年3月列宁满怀义愤地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出:“可耻和荒唐到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

  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特别强调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党的纪律和集中统一,要同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恶习作斗争。1919年10月,列宁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中特别强调,要重视提高党员的质量,防止一切投机分子和具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混入党内。他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既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因此,“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从而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为了提高党员质量,列宁提出用动员党员上前线的办法来清洗混进党内的人,因为“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因为这时候入党并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和有什么好处,相反地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而且 “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骗子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或受拷打)。”同时,列宁还提出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取好处而不愿承担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因为这样不仅能加深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而且是对国家的实际的支援,还是抵制腐朽思想的有效方法。列宁也十分注意非党群众的意见,因为“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由于病情和某些人为因素,有些工作使他力不从心,执行起来也打了不少折扣。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个人崇拜盛行、党政不分、干部任命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打击反对派。这样就更使本已高度集权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盛行。《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书中叙述了斯大林时期苏共官僚主义化的情况。他说:“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掌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权力,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又由于代表机构(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影响大大削弱,体制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列宁时代所建立的反对滥用权力和官僚主义蜕变的各个环节和各种保障,不仅没有得到加强,而且逐渐把它们的作用削弱了,逐渐把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在物质享受和生活方式上也违反了列宁时期的一些规定,扩大差距,脱离人民群众。

  对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斯大林自己就曾经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上描述过他和一个地方干部关于播种的谈话:“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我问:‘那么结果怎样呢?’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我问:‘那么以后又怎样呢?’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我问:‘究竟怎样了?’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笑声)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哈哈大笑)”

  就斯大林而言,他本人有在生活上保持简朴甚至严格要求自己的一面,“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身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他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短大衣,松鼠毛的里子,鹿皮面子。革命后不久一直穿着它,直穿到死的一天,再加上他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在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拒绝坐汽车上学,“甚至也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娜加?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自杀去世。 据斯维特娜拉?阿利卢耶娃回忆,当她的母亲娜加在世时,“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后,斯大林拉开一个装满卢布的抽屉对妻子的哥哥说:“她还缺什么呢?她要什么就买什么!”斯大林有许多社会兼职,每个兼职部门每月都会送来一袋钱,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而当斯大林妻子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也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从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特权现象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膨胀,特权现象逐步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宫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这些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应该说明,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更主要的是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烂的。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已有若干特权现象,但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成熟条件。作为一个阶层“特权阶层”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况。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处房子。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定型。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高级干部的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思考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共青团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通过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加速变异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干部的特权情况,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年11月,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也谈到了苏联的特权现象。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第二,大量的群众来信证明,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于企业都设置了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这种现象受到劳动人民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这些问题就要得到解决”;第四,对于1987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力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 ―― 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说,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他个人账户上已有100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过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原来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但在高度集中体制条件下由官僚变成的总裁经理阶层还在,他们利用前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因为这些权贵在制度剧变时很容易由苏联时期权贵阶层直接涂上资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带着资本直接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本是资本领域的变革,它宣布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前苏联所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地讲有如下几点:

  ①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②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大都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③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④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70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的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搞官商合一。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其回忆录中曾叙述:“一切都腐败了,一切都在改变。”1992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三、最根本的要从体制上找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借用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毛泽东也曾讲过,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等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列宁逝世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原因,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总的趋势是将原来就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推向极端,在苏联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苏联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和危害性。“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而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的被欺骗感和失望。“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的一些干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谀奉承的害群之马。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人还会通过对斯大林等人的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烙印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了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

  那么,苏联和苏共高度集中的体制产生了哪些具体危害呢?

  (一) 高度集中的体制容易导致个人专断、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列宁在重病中十分关心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1922年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过:斯大林“太粗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斯大林时期,严重的个人专断、滥用权力的现象使列宁一贯倡导的集体领导的体制遭到破坏,尤其是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来决定一切的状况,使苏联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形同虚设。按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依次是: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而在1939年第18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这个权力金字塔倒了过来,斯大林具有立法者的意义,代表大会只具有咨询会议的意义了。同时这种本来应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在个人专断之下却只能起咨询作用的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也明显不按党章规定定期召开了。1930年联共(布)十六大开过之后,过了四年才召开联共(布)十七大。十七大修改了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即使如此,从十七大到十八大间隔了五年,仍然超过了规定期限。特别是,从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到1952年十九大,间隔了几乎14年之久。在此期间,党中央全会也极少召开。例如,1936年和1938年,都只开了一次中央全会。而1941~1952年,只召开了三次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后期,甚至政治局也很少正式开会。所有这些情况,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在高度集权、个人专断的背景之下,发生了30年代肃反扩大化和残酷镇压一大批党的干部的严重事件。抛开发动这次运动的动机到底是为了维护政权还是掺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权力斗争不谈,单从后果看,肃反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第一,肃反扩大化冤枉了大批好人,造成了成千上万令人心酸的冤假错案,几乎波及到每一个家庭和整整一代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后还能察觉到。1934年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共选出中央委员71人,候补中央委员68人;到1939年召开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之前,被枪决的中央委员为51人,候补中央委员为47人,分别占各自总数的72%和69%。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帅衔在内的陆海军将官衔的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人,占总数的66%,其中肃反运动开始前的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掉,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杀掉,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名。另外,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杀掉。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肃反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2000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雅科夫列夫十几年来一直在从事受难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说法应当是权威的。1937年、1938年是镇压的一个高潮。据1953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的这两年有1344923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1692人;第二,肃反扩大化严重毒化了社会氛围,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据雅可夫列夫说,大约75%―80%的人是因为告密被捕的。肃反运动只举行过三次公开审讯,其余全都是秘密逮捕、审讯、枪决,这种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做法,在全世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严重损害了苏共的形象,同时也在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共产党之间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同时,肃反扩大化也成为反对派和敌人攻击苏共和丑化苏共的口实和燃烧弹。

  赫鲁晓夫时期虽然频繁地大规模地更换干部和大反个人崇拜,但是赫鲁晓夫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然而,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就,领袖地位已经稳固,勃列日涅夫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指示,任意拔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状,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事务的重大问题也只有极少数人独断专行。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四人作出决定。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国防会议主席,又造成党的总书记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的时候,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欺压干部群众,却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却很专断,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氏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在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安排工作时,故意使他们发生冲突。后来,政治局和书记处很少开会。即使开会戈尔巴乔夫也很少参加,这样苏共领导机关到1991年初实际上陷入瘫痪状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对戈尔巴乔夫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有许多描述。比如“有一次我走进戈尔巴乔夫的房间,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小房间一幅孤独的、凄凉的样子,拟定着中央委员会这个几十年来在我国最高最有力的机关的成员名单。我看了纸上字迹潦草的姓名,突然感到在这些纸上已经确定了一场大悲剧的最后几幕。”“戈尔巴乔夫这个在人民中已失去威信,甚至在党内也失去影响的人,竟然可以独自确定苏共的领导人,从而确定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确定自己意志的执行者。这又一次证明了现行体制的不完善和缺陷,它竟允许一个人决定千百万同胞的命运,决定一个大国命运。”“如果苏共党内生活正常,还能像1964年运用民主集中制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那样,苏共、苏联不一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在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也比比皆是。前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前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由于不受任何监督而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里,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于前苏联80年代中期前后的有关情况则是这样描述的:“地方上的许多党组织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党员平等的原则越来越遭到破坏。许多身居领导职位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这就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的违法乱纪”。“在某些领导环节中,出现了无视法律、容忍种种弄虚作假和贪污受贿、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现象”。有些工作人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有些人“甚至成为犯罪行为的同谋,有的还是主谋”。

  (二)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党和国家的领袖不仅与人民群众之间在人身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在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也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记述中有两段话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写道:“临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围只剩下面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当参观斯大林故居和博物馆时,引导参观的人“敬畏得直颤抖”。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背景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前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附。斯大林周围的人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人物大多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当她的父亲斯大林在世时,从贝利亚到马林科夫、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三是领袖周围的干部与领袖之间有时甚至是一种人身屈辱的关系。例如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经记述自己如何受斯大林之命在众人面前跳舞出丑的情景。据前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间,对斯大林产生了“主人”这个词。“既然这样,斯大林和贝利亚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子和听差的关系。斯大林可以凌辱他,打他的耳光,往他脸上泼茶水。”

  (3)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已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从总体看,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干部问题上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不良倾向比较普遍,许多干部养成了阿谀奉承的坏习惯。许多地方和部门未能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现象。斯大林对此曾指出:“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借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亲的人”。从而,“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就任人唯亲而言,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则指出,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粗鲁不文明,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有的甚至还担负起向一些艺术活动家们讲授“斯大林同志的口味”的工作,并向艺术家们转达斯大林有关电影、歌剧以至于建筑物造型方面的意向。

  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自己的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至于在地方上,甚至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同时,干部终身制,造成了干部队伍的严重老化,机构臃肿,影响了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已产生了一系列严重恶果。最高领导层由于年龄老化,一般难以深入群众,接触实际,官僚作风必然滋长,思想也容易保守和僵化,这也正是勃列日涅夫后期经济改革中止,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到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苏联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及人员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四、学风的败坏和理论研究的畸形

  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讲,与理论研究的混乱、畸形、教条以及学风的败坏有很大关系,因为没有科学、正确的理论,就会产生错误的实践。僵化的理论、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研究方式只能助长社会的腐败。换句话讲,学术腐败和理论研究腐败给苏共和苏联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讲,理论至少有以下几种功能:⑴阐释功能,对于一个现象、一个事件、一段历史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予以正确而客观的分析和说明;⑵批判(哲学意义上)的功能,对存在的事物、现象持辩证、唯物和历史的眼光,不仅发现其优点和长处,更重要的是诊断出其缺陷和不足;⑶前瞻功能,对事物的历史和现状不仅清楚,而且要有前瞻性,从而有方向感。学风的败坏,只能产生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凡事走极端,误人害国。具体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①列宁去世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例如,在社会矛盾问题上,一味强调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直至80年代上半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著名学者布里科等人仍遭到压制,《哲学问题》杂志也因此而受到处理。这样,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理论的僵化,掩盖着苏联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大量尖锐的矛盾,使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在市场作用问题上,存在着三起三落的过程,一直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停顿。在民族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鼓吹直接或间接的大民族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认识上,固步自封,自我陶醉;在对时代的估计、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偏差。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后期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罚。

  ②在思想宣传工作中,通过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一方面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另一方面领导人对待理论持形而上学的态度,理论不经意就沦落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敌方行为的攻击,表面上看来战斗力特强,实际上离开了一言堂的护身符就不堪一击。这样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逐渐埋葬了苏联模式的理想感召力。

  这首先表现在党的思想工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在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础课(苏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学习的学员达数千万人之众。在苏共内部,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历来是各级党委的第二把手,是当然的接班人。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长期以来苏共的思想工作偏重灌输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而严重脱离实际,因而效果不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思想工作的形式主义,曾发展到荒谬的地步。他们曾经给一些自然科学的学派和学科贴上阶级的标签。例如,他们把生物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基因遗传说学派,现代生物系统工程学的理论基础)看成资产阶级的,把战后兴起的新科学“控制论”看成“伪科学”。斯大林之后时期,这种荒谬的事情少了,然而,照本宣科、以马列主义的辞句代替对现实的深刻的分析这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工作方式,却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例如,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但苏共却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探求摆脱危机的出路,谋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他们却回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可苏共全党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随着岁月的流逝,问题和“失误”愈积愈多。本来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不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态度去改正和弥补失误和矛盾,而且对自己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无非是伟大胜利中的一点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问题积重难返时,悲剧即随之而来了。

  其次,是党缺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都没有去基层考察过。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行。赫鲁晓夫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勃列日涅夫。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之类的材料,每张便条上写一两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对什么问题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勃列日涅夫也不爱看文件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出版了9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处女地》等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念错。

  勃列日涅夫为人谨慎,秉性保守,习惯于因循守旧,按陈规办事,最怕重大的变革和转折,从不采取急剧冒失的行动。他在开会或讨论问题时,从不首先发表意见,总是先听大家发表看法,然后尽量照顾各方面的立场和利益而加以折中,采取中间路线。所以,有人称之为“妥协能手”。

  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爱。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数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所得的加起来还要多,总共达200多枚,其中包括4枚列宁勋章、4枚苏联英雄勋章。他的有些勋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队伍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他的这种虚荣心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当年曾列日涅夫有机会多次向勃单独汇报工作的前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他的回忆录《信赖》中写道:“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让我坐下喝杯茶,而他却走了出去。他再次出现时穿了一身华丽的制服(指元帅制服),上面挂着他的全部勋章。他问道:我看上去怎么样?我回答说:漂亮极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勃列日涅夫刚坐上第一书记宝座时,对自己能否胜任信心并不很足,所以每做一次报告,或每见一次外宾,都要问有什么反映,下面的人则投其所好,都把正面反映收集起来向他汇报,这逐渐地成了一种制度,驻外使馆也照此办理。外国的一些政治家,如美国的基辛格和德国的勃兰特,也摸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这个特点,每次同他会谈后,回去都说一些溢美之辞。他喜欢看这些汇报,并越来越感到满足。

  勃列日涅夫也是一个喜欢享受和过热闹与欢乐生活的人。他喜欢抽烟,而且抽得很凶,也喜欢聚宴和喝酒。他的嗜好是狩猎和开高速汽车。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沃狩猎场。他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的猎枪,他的车库中有国产的和外国送的各种轿车30余辆之多。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赠礼物之风也很盛,而且礼物都很贵重。以出产黄金和宝石著名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曾给勃赠送过一件用黄金和宝石特制的珍贵礼物;苏联剧变后,雅库特向勃列日涅夫家属要回了。他在政治圈里安排和处理干部上有一套本领。他能不急不忙地把他认为可靠和可信的人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他对被撤下台的干部也很会做安抚工作。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1967年被撤下台时,他专门给叶打电话表示安抚之意,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叶说惟一困难是他女儿结婚后还无住房,勃立刻下令给她分配了一套住房。在勃列日涅夫的带动下和影响下,形成了苏联历史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那种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机关膨胀最厉害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学者提供的材料,当时苏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

  我们再来看看前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回忆录中是怎样描述苏共领导人契尔年科等人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享受的。他说,契尔年科是“完全无以复加的典型的党的机关工作者。几十年来他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当他开始变成一个独立活动的政治家时,完全脱离生活这一点就为他帮倒忙了”。他虽然俭朴,但“他喜欢奖章和颂扬”。他专心于机关工作,专心于文件,“并没有同工人、农民,没有同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广泛交往”。在契尔年科病怏怏无法理政而又秘而不宣的时候,很快就发生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新一轮争权斗争了。勃列日涅夫之后直到戈尔巴乔夫,都使用了一个不称职的、恭维强者而欺侮弱者、攫取勋章、贪图列宁奖金和稿费、骗取博士论文和参加卫国战争证明、滥用大权的中央总务部长戈柳倍克。这个人是专门为领导人贪图享受而孜孜不倦提供服务的。后来这个滥用职权十分惊人的人被撵出中央机关,并且被开除了党籍。但是,现在那些批评苏共的人,“自己却越来越开始滥用职权”,改革之后“更加可怕的和无所不在的贪污受贿势力,很快地,在一两年之内就取代了几十年来在党内和整个社会中扎了根的往昔的贪污受贿分子”。利加乔夫还生动地描绘了中央领导层在契尔年科病危和逝世后的争权情况,叙述了各级领导集团忙于夺权斗争而不顾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他说,1990年本来是一个罕见的丰收年,但是党内继续进行激烈的夺权斗争,城市没有帮助农村。“在1990年秋天,国家的命运却掌握在纸上谈兵的政治家、纸上谈兵的理论家手中,他们脱离实际生活,不了解和不喜欢这种经常打破他们的抽象理论的生活。他们在莫斯科、在国外呆了几十年。然而在改革的一定阶段,正是他们占了上风。”“在个人政治野心的后面失去了主要目的──人民的福利。”

  再次,是党的很多干部思想上下班明显的“守旧”和“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逐渐失去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当党面临改革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广大干部的思想就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的倾向。在苏共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

  ③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不少理论工作者都浮在问题的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苏联哲学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我国学者贾泽林在其《从苏联哲学的演变看苏联的解体》一书中十分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在苏联哲学演变的历程中的具体表现。

  苏联哲学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域(横跨欧亚两洲因而兼有欧亚两种文明的影响)、在一国范围内产生的一种打上鲜明俄国烙印的马列主义哲学即苏联形态的马列主义哲学。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形态,不能也不应把它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不能也不应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一样。这种哲学,更准确些说,实际上指的是在苏联时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的那种哲学,即所谓的官方哲学或主流哲学。在苏联时期,除了主流哲学之外,还有一种一直处于无关紧要、受压制、受歧视地位的非主流哲学,后者受政治的干扰较少,因而取得的成绩较大。

  苏联哲学是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哲学。从它的产生、确立、定型和发展来看,它与世界上其他各种形态的哲学都有很大不同,甚至完全的不同。⑴苏联哲学是俄国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它是1917年以后,才出现在世界上的,并且是逐渐形成的;⑵俄国(后来的苏联)是第一个明确以某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为立国依据的国家。这个国家即苏维埃政权则为这种代表自己利益的理论(即苏联哲学和苏联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提供了全面而强有力的支持。换句话说,苏联哲学是靠政权确立起来的。

  苏联哲学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这些弱点或缺陷,在得不到后天的补救和改正(尤其是听任其发展和加深)的情况下,它们就有可能成为这一哲学朝否定方向演变的祸根: ⑴俄国的较低的社会和人文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制约了苏俄后来的社会发展。列宁晚期(1923年后)对俄国的国情有极为清醒的认识,说过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现在应利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文明前提”,只有在“实现了文化革命”之后,国家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该文被后人称之为列宁的哲学遗嘱)中曾昭告说:应通过“无神论的宣传”而不是“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来使“千百万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列宁显然认识到,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低下和大众的“愚昧状态”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和接受、理解与掌握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是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的。遗憾的是,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没能理解列宁这一论点的极端重要性,因而没能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给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这一任务以同等程度的重视;⑵后来的事实表明:俄国人和后来的苏联人为严峻的历史局势(外国封锁和国内战争、经济落后和物质生活匮乏、旷日持久的党内路线斗争等等)所迫,受文化素养不高和不健全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的困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往往采取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态度,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选取那些能解燃眉之急的论点,从而始终未能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精髓和实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理论方面的种种缺点(片面、教条、死板、僵化、理论脱离实际等)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泛滥而日益加深。30年代初由米丁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苏联哲学塑造了体系哲学的雏形,而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苏联哲学体系定了型。由此而在世界上首次出现了教科书式的马列主义哲学。这些作品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那一时期苏联领导人和理论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的程度和掌握的水平、苏联式的思维方式和苏联式的理论工作风格。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肤浅、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极端化、政治化。斯大林和米丁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粗俗理解(包括曲解)和简单化的表述,在当时曾以党中央决议这种指令形式把它规定为经典,确立为绝对不许有半点违背或逾越的准绳(甚至成为划分敌我、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标准)。斯大林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点在1953年他逝世前一直被说成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所有这些都从一个方面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模糊了真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不牢和功底不深,势必更容易为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蒙骗;⑶对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的轻视和忽视,使得苏联的理论工作在多数时期都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致,用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和各种应时理论作品的数量来证明在普及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成绩。对马列主义并未真正在人们的思想里扎根和没有为人们所把握的实情则熟视无睹。近年来俄国出版物上揭露出的大量事实表明:许许多多苏联人的世界观在那时就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在统一的苏联哲学的名义下隐藏着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流派;⑷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全力支持为苏联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并取得国家哲学(官方哲学)和惟我独尊的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这同时也给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意识形态化(失掉哲学自身的独立性和学术性);使它养成了对政权的过分依赖,对行政命令有效性的过分迷信,从不思考一旦失掉政权的支持它还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存在下去这样生命攸关的问题;⑸苏联建国初期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和条件(受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和封锁),使得从前处在广阔而开放的自然历史空间生存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转入苏联一国的有限而封闭的空间,它丧失了与外界的天然联系,割断了与世界和与世界思想界的交往、联系、对话和交锋;它在人为的封闭的环境中,在无真正对手、从而总是不战自胜的情况下,沾沾自喜于自己不受任何侵犯和挑战的特殊地位,逐渐地丧失了从前通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竞争和斗争求生存的本能。

  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在当时导致苏联哲学朝极左方向演变并为它后来朝极右方向演变埋下了祸根。这主要表现为: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在创造中存在和发展,不断进取,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勇于探索、研究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条件。而教条主义则窒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这种创造本性,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扼杀了它的生命力;⑵批判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本性,它必须永远保持自己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在事物的否定理解的品格。而教条主义则必然扼杀这种本性和品格,它要求于理论的是它必须从属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对现实采取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粉饰和辩护态度;⑶教条主义加上苏联式的个人崇拜,使得苏联时期的理论工作方式产生极大的扭曲。一个人代替所有人的思想,发展理论的权力只属于一个人,用中央决议等指令方式规定什么是可以研究的和什么是禁止研究的。从30年代起,正常的学术争论和讨论,实际上已被废除。马克思主义已被变成可供背诵的条文或被束之高阁。苏联哲学家在1985年改革兴起的初期,在反思以往时,曾慨叹地说:想不出有哪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它(哲学)解决的。的确,如果那时的哲学和理论真的把苏联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地、一个一个地解决了,它怎么会让自己陷入后来那种积重难返的困境?正是问题和矛盾的长期积累直到最后的总爆发毁掉了苏联。总之,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传播和发挥作用受到强大的俄罗斯固有的精神传统的制约,受到苏联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它因长期生活在苏联这种极为人为的条件下,屈从于苏联环境的挤压而被俄苏的现实所驯化。在苏联,先是教条主义后是修正主义,然后是两者的结合,从根基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苏联和苏联哲学垮台在改革兴起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是极为发人深省的。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哲学的终结,有许多原因:有外因与内因、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远因与近因等等。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或苏联体制本身出了问题,它已经不能适应现时代的要求。8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的改革是迫于危机情势而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来得太迟的改革。那时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或苏联体制实际上已经历史地走到了尽头;改革已是势在必行;由于苏联原有体制的过分强大和根深蒂固,仅进行修补式的改革,而不进行深层的改革,改革将寸步难行,然而要进行深层改革,就不能不触及苏联体制本身及其要害。苏共体制保证的是把那些能维护这个体制的人推上最高领导岗位。后任领导人,必须忠实继承其前任领导的方针、路线和理论(包括错误的)。斯大林之后的所有苏共领导人在他们执政的初期,都坚持斯大林1938年提出的关于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他们不敢根据他们体验到的苏联的实际国情来修正斯大林对苏联所作超前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历史定位。他们要么严守这个论点,要么把它再向前推进到离谱的地步(如赫鲁晓夫的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论和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党内斗争经验告诉他们,对这个论点哪怕稍有怀疑或违背(更不要说后退),他们就可能被自己的政敌抓住把柄,将自己打翻在地。这个体制容不得任何实事求是,后继领导人只能在错误的大前提下,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苏联哲学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令人厌恶。它始终紧跟形势,为每一个新提出的论点不遗余力地进行论证,即使官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凭借他们多年理论工作的经验早已对其中的错误和前后矛盾了如指掌,他们也不昔昧着科学良心继续紧跟下去。苏联体制的悲剧还在于:苏联解体时并没有什么人真正用他们的生命和具体行动来坚定地捍卫这个体制。苏联哲学在遭到凌辱和攻击时,也没有见到那些从前享有坚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盛名的人进行过殊死的、不妥协的斗争。脱离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历史条件,游离在世界潮流之外,试图在封闭、纯净的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环境”同样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它一旦脱离其产生和成长的自然历史环境,与世隔绝,不在斗争中锤炼自己的战斗力,它的生命力必将被窒息。

  由此可见,演变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要靠直接的武力干涉,也不一定非得采取在那个国家培植、寻找和安插代理人等方式。当然,如果有这种可能和机会,这种“机会”也是不会被放过的。改变那个国家的颜色,也可采取不战而胜的方法,即把它孤立、封闭起来,施展恫吓和冷战策略,诱使和迫使那个国家在一切方面都走向极端,让它自己违背它所遵循的理论和学说的本性和原理,让它从正确走向错误,从真理走向谬误,从而从根本上扼杀和否定它自己。

  1985年以后,当苏联开始尝试彻底抛弃从前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重返国际社会,重新融入人类历史总潮流时,它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这种新形势。长期自诩“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以“改变世界”自居的苏联哲学,发现它在面对本国的复杂局面和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时,竟然“一筹莫展”,它既解释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世界。就连刚刚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件(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等等),它也无法给出说明。对俄国现在究竟处在社会发展的哪一阶段、俄国现在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样的基本问题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哲学的终结,从根本上说是它们自己造成的。

  尽管伟大的哲人斯宾诺莎曾说过:“哲学家既不应哭,也不应笑,他惟一应做的就是思考。”但苏联哲学表明,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最富创造性思考的苏联哲学家往往要强作欢颜,以免去哭”。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联各个时期,在哲学界都有各种“哲学笑话”流传的原因。

  在50年代初,在列宁格勒大学流传一则笑话:一位哲学副教授在回答数学系学生的问题“莱布尼茨是什么人”时说:“我对唯心主义者不感兴趣。”人们在嘲笑“这类”人时说他们靠“引文”活着。那时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什么是思想?思想就是两个引号之间的最短间距。”还有一个说法:“什么人是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就是只写引文的人。”人们对李森科这类“科学骗子”报以辛辣的讽刺:“生下的孩子如果像自己的父母,那他就是按李森科学说生下来的,因为按照李森科学说──环境起决定性作用。”

  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哲学家,40―50年代他们在大学里学习,在“解冻”时期开始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他们试图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强加给社会的那些意识形态说教持嘲讽态度,他们曾用各种形式(如哲学所的“墙报”)表达了他们的“思想”:

  “人人都懂什么是唯物主义,却硬要装出不懂的样子;尽管谁都不懂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但所有人都要装出已经懂了的样子。”

  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有什么不同?”“唯心主义者相信灵魂不死,而唯物主义者则相信死后可以复生。”有人问:“亚当和夏娃是哪里人?”回答说:“他俩当然是苏联人。他俩整日赤身裸体,两个人分一个苹果,认为自己正生活在天堂里,并确信有这种可能的只能是苏联人。”

  基督与马克思在另一个世界相会。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问基督道:“为什么你的反科学学说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千年,而我的科学理论150年后却在崩溃?”基督答曰:“你的主要错误在于你把自己的天堂展示给人看了。”

  人们问亚美尼亚广播电台:“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回答说:“当然是艺术。如果它是科学,它最初就应该用狗做实验。”

  “在苏联是否可以存在两党制?”

  “不,不可能。因为我们养不起!”

  “能否在亚美尼亚建成共产主义?”

  “不,不能。赫鲁晓夫同志说了:‘共产主义不在山那边。’”

  “能否在埃里温建成共产主义?”

  “可以,然而最好是在第比利斯。”

  “能否在瑞士建成共产主义?”

  “可以,但不需要。”

  “能否在巴黎建成共产主义?”

  “可以,但太可惜了。”

  还有一则笑话说:复活了的马克思,在看了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后说:“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列宁在看了苏联实现了那种社会主义后说:“我准备重返瑞士,以便一切从头做起。”上面的一些“哲学笑话”尽管荒诞不经,立论不能令人信服,犯有明显的逻辑错误,有玩世不恭的味道,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品味一下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和教训。

  五、被扭曲的监察机构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说过: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决不能高估了权力行使者的才能和道德的成熟程度。确实,苏共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和金钱的迷宫面前,逐渐丧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越来越腐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抗议的逻辑发展中腐败变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苏联党政机关内的严重官僚主义和一些腐败现象的泛滥,与党内外的监督监察不力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苏共的监察部门无法有效地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最高领导层实行监督监察,使权力失去了制约,下面考察一下苏共监察机构的历史进程,便不难得出其中的答案。

  从政1898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20年里,由于党在非法的地下状态中进行活动,总是处于被镇压、受迫害的地位,客观的环境使苏共没有把党的权力监督问题放在重要地位。1920年后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好转,苏共面临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对和平的环境,使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党员骄傲自满,争权夺利,追求享受,一些投机分子混进了革命队伍;其次,苏共面对着一个贫穷而布满创伤的大国,庞大的政权机构对从没有执政经验的苏共来说是陌生的,需要群策群力,发扬民主作风,而这些都要有一个有效的民主与监督体制作保证。这从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国际工人活动家卢森堡的忧虑中也可以看出:党内过度的集中制和日益增长的专制因素,使得“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会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窒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公共生活逐渐销声匿迹,几十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工人队伍的精华随时被请去开会,为的是给领袖的神话喝彩鼓掌,给提出来的决议举手通过”。从1923年10月开始,托洛茨基在给中央一系列公开信中也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老近卫军”有僵化的危险。托洛茨基的分析尽管言过其实,但他的一些忧虑不无道理。

  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列宁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20年9月4日,即在召开苏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列宁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一封给所有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了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几天后,苏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这个建议,决定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并直接向代表大会负责,主要任务是:“同违反党的纪律、反党言论以及官僚主义作斗争。”它是苏共第一个党的监察机关。1921年3月,党的十大召开,会议决定把临时监察委员会正式定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区域、省以上的地方也设立监察委员会。

  与党的监察委员会相适应,1920年1月,根据列宁的提议,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改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又称工农检查院,以便对国家机关的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尽管工农检查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本身又很快成为一个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官僚机构,使列宁一时困惑不解。于是又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和探索,他在病中、行动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口授了一系列文章,严厉批评了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建议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把工农检查院并入中央监察委员会。但由于列宁过早的去世,他的主张在实践中被大打折扣。

  1925年12月,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党内斗争更加激烈。按理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以及党内斗争的越来越激烈的不正常现象,应认真地分析并积极地解决。可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却过分赞誉和偏向斯大林,这为斯大林削弱苏共监督体制,进一步搞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这次大会规定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才可以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样只有代表五人和副代表五人才能出席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并且只有发言权。还规定监委的全体委员,只能出席“有关”的党委员会的会议、党的代表会议,而不是以前规定的可以参加“一切”党委员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规定监委的任务为:“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坚持不懈地执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929年,苏共为纯洁党,开展了清党活动,中央监委具体领导了这次清党,这对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无疑是一次很好的监督和打击。但由于苏共长期缺少民主与监督作风,往往把监委的任务误认为是打击不同意见者,加之在清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使监委在清党中把一些敢于批评、敢于揭短的党员,包括中央监委中一些敢于开展监督的党员清出了党。由于清党的不断扩大化,本来中央监委的清党是为了帮助苏共清除和监督党内不民主的官僚作风,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却变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由于一批敢于说真话的党员被清出党,在苏共机关形成了群众不敢向党员、党员不敢向领导提意见、说真心话的反常现象。而政治上的反常,必然会体现在经济上。可以看出,这时苏共的最高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关已带有了变味的气息。监察委员会领导人奥尔忠尼启泽最终也因无法理解残酷的现实,被迫自杀了。不久,在没有代表大会选举的情况下,就让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安德烈耶夫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再一次说明苏共对中央监委地位的态度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1934年1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被斯大林称为“胜利者的大会”,对斯大林的崇拜空前高涨。在这次会上作出了“将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并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的决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撤去了历届《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一章,取消了监察机关监督党委员会制定有关决议的规定。可见这时的苏共监察机关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已难以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权。而且,按新《党章》规定,它对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任何决定没有参与和监督的权力,它只能对这些决定的贯彻和执行进行监督。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列宁倡导和设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内的监督体制已被完全修改。

  党的十七大后,由于中央监委的地位不能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已不能与中央委员会一起召开联席会议,中央监委不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产生任何影响。1939年1月27日,在苏共的历史上,破天荒地以斯大林个人名义,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召开党的十八大的通知。3月10日,苏共召开了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修改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的决议,在取消监委独立的同时,监委的地位和职权也被削弱。1952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19次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出席的代表大会。10月13日,大会又将监委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职权划归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由于党的监察委员会职权和地位已经被完全削弱,更无法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行监督,致使党内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少,而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及其官本位现象却日益盛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害人“事迹”层出不穷,就连斯大林在临死前,也感觉到党内官僚主义的极度泛滥,后果极为严重。1953年,赫鲁晓夫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后,为克服斯大林专制造成的后果,恢复正常的政治制度,对恢复党的监督制度作过一定的努力。1962年11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改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将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让其审理对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党的边区和州委员会关于开除党员和党内处分的决定的上诉等。同时撤消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再一次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合并,并任命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列平为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由于赫鲁晓夫以自己的个人崇拜取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往往不顾别人的意见,专断地发号施令,党的监督对他来说似乎是个空白。

  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下,苏共对党和国家监察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形式上的变革。由于勃列日涅夫一直对旧的体制和方式情有独钟,安于现状,使党的各级官员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于是腐败现象开始大规模、多层次地泛滥起来。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共实行的是“老人政治”,苏共整个政治制度没有多大的革新,党的监察机关没能得到有效的加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承认:“监察委员会对机关工作的监督显得软弱无力。”尽管从表面和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1981年苏联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就有4600个,人民监督员达到了1000万人,但是这些监察机构已逐渐演变为一些人就业的一个好“单位”或者是一个很不错的“饭碗”。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党和人民曾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强党的监察体制。1978年2月25日,苏共召开了党的第27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强调:“党内不应当存在不受监督和拒绝批评的组织。”1987年1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了监督不应该有禁区的原则。1988年,苏共召开了19次代表会议。大会指出:“建立一个社会监督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党组织应使监督体系依靠人民群众、创造者、老战士、妇女和其他独立的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同居民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会议决定把专门负责监督党的经费使用和文件处理的中央检查委员会并入党监察委员会,成立苏共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1990年3月,苏共召开了中央全会,进一步讨论如何加快监察体制的改革,指出:“现行的党的监察和检查工作体制自我结束了使命,因为监察机构不具备必要的独立性。建立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并向其报告工作的苏共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有助于党的民主化、党的政治的道德更新。”全会还讨论了恢复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即将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地位保持平等,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监督体制,决定制定《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条例》。1990年7月,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开了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确定了监察机构由党的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投票名单上可以有任何数目的候选人,党员有权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同时大会还规定,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1)监督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工作中对人道主义、集体领导制、公开性等民主原则的遵循情况,采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党内政治的独断专行,压制批评,滥用职权;(2)加强党的队伍和党的集体的团结,促进基层党组织威信的的提高,捍卫共产党员的权利,监督党组织的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使少数人坚持自己立场的权利不受侵犯,使全体共产党员执行所通过的决议;(3)监督苏共预算的执行情况,检查苏共中央及其机关、报刊、出版社和企业的财政经济活动;(4)检查苏共中央及其执行机关和工作人员、下属各机构和企业是否遵循所规定的处理申诉、信函和声明的程序;(5)研究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向它提出的申诉,提出建议来克服业已查明的缺点,要求进行解释,根据苏共章程追究任何以自己的行动破坏党的威信的共产党员的责任;(6)审议对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相应的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出党和处分的决定提出的上诉;(7)指导帮助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监察委员会、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区、市和区党组织,分析党的监督的实际情况。

  从表面上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监察制度,特别在苏联解体前夕召开的二十八大制定的监察制度,似乎又恢复到了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但监察工作从来都不是脱离整个党的工作以及党的一贯主张和政治路线、特别是社会的发展现状而孤立存在的。由于苏共长期削弱党的监督体制,党内民主和监督很不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太深的伤害,大多数党员和群众对苏共迟到的监督体制改革失去了信心。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脱离了苏联的国情,缺乏严谨的改革方案和步骤,导致党的队伍涣散、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局势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最好的监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苏联党和国家垮台的命运。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长期被虚置或被扭曲的使命也随之结束。至此,它就像一把茶壶一样,如果它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那么它的式样、大小、颜色也就无所谓了,即使打破了,人们也不会大惊小怪。

  纵观苏共监察机构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缺乏独立性。这违背了列宁的初衷。斯大林时期,苏共监察机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权力不断弱化。显然,如果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督自己,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监督的效果便可想而知了。于是,人们所期望的清明廉洁的政治就只有寄托于当政者的民主素养和道德良心,但这往往靠不住;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三是监察机构本身演变成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场所和部门,所以官僚主义者反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显然是不现实的,至少是不彻底的。

  总之,随着时光的消磨、历史的沉淀,五颜六色的历史表象的吸引力和泡沫会逐渐衰减,从而使人们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理智而全面,接近于问题的“实态”。对苏共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六、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教训

  从1989年秋开始,东欧政局发生了“大地震”: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相继丧失了政权,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战火接连不断,千百万东欧人民40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成果,逐步丧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欧剧变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40年来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综合交织的结果。其中东欧各国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政治上缺乏民主、个人专断、唯意志论、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内部腐蚀了党的肌体,使东欧各国共产党严重脱离群众,淡漠了群众的冷暖和甘苦,从而削弱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丧失了战斗力。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蒂尔迈尔曾一针见血而又十分痛心地说过:“社会主义工人党丧失政权是党的自杀政策造成的”。在捷共丧失领导权的过程中,捷共于1989年12月20-21日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对其丧失政权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设立专门机构,审查捷共前领导人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行为。引人注目的是,大会认为捷共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它的政策脱离了捷民族传统,放弃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实行了集中的、不民主的行政命令式的领导管理体制,致使党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社会主义民主严重扭曲,使党疏离了群众、官僚主义严重、社会发展离开了社会主义理想。

  东欧剧变的事实表明,执政的共产党自身的肌体是否健康,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漫长岁月里,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执政的年代,它们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这些党在掌权的40多年中对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认识不足,虽然各国党和政府针对各自的问题和情况,颁布了相关法规,建立了各种反对腐败的制度,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在执行这些制度时往往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致使官僚主义、个人迷信、以权谋私等现象在党内滋生蔓延,而各国党又不能及时加以纠正和解决,因而在东欧政局发生剧烈动荡的日子里,这些问题就被反对派利用和放大,成为向党进攻的炮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官僚主义的滋生和发展严重威胁了政局的稳定

  东欧各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尤其是高级领导人,对官僚主义的危害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前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卡达尔对此曾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有两大考验。共产党人单独面对敌人时遇到的是第一个考验,这是艰苦的考验。因为要冒生命的危险,许多人英勇地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另一个是接管政权的考验。某些人在第二个考验中失败了。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于是开始脱离长期为之奋斗的群众。……在国家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小霸王越来越多,发号施令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方法。”卡达尔的这段话反映了东欧各国党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各国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巩固政权阶段,注意联系群众,然而,政权巩固之后,一切大权在握,专政工具在手,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在对付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似乎不必再强调依靠群众。另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就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政府的一切决策自然是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无需事事都去倾听群众的意见。因此,随着居政日久,一些党的领导人的公仆意识逐步淡化,渐渐疏远了群众,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日益严重。东欧一些国家在共产党执政的40多年中曾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其中多数是由工人打头阵,这都与党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有直接的关系。回顾东欧各国党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53年民主德国的“6?17”事件就是如此。当时党政领导人主观上急于求成,一味追求经济快速增长,除决定采取高积累率外,还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提高劳动定额,让工人加班加点,同时执行了不合理的价格和税收政策,这就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这样在工人中便大量产生不满情绪,工人和党、政府之间正常的关系受到破坏。6月17日,柏林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这种不满情绪以及用此表达的激烈方式即被社会主义的敌人利用,他们力图挑起全国总罢工,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最后,党的领导人才深入工厂,直接同工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找出他们不满意的原因,给党上了一课:“务必保证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密切的信任关系。”

  同年6月,波兰爆发了“波兹南悲剧”,工人们上街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和减税,其直接原因是由于主管部门就工资政策问题作出的官僚主义决定而引起的。

  在1956年10月19-21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对波兹南事件作出评价。他说:“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波兹南事件是战后波兰的第一次危机,它具有经济、政治和思想以及波苏关系方面的内容。这次危机动摇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信任,震动了全国,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0年12月波兰工潮的直接原因则是由于政府决定在圣诞节前十天提高物价。这种官僚主义的决定在群众中引起了不满,而党的主要负责人对这种不满情绪又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把有关群众情绪低落的每一个信号都看作是无病呻吟”,甚至在大家“都明显感觉到了坏事即将发生时,只有领导还是两眼漆黑”。当时的一位中央委员、某县委书记也承认,县委在评价居民情绪时,存在着“漠不关心的现象”。

  1980年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大召开。面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他在大会报告中,一味夸大成绩,掩盖缺点和错误,甚至把部长会议主席巴比乌赫当做“替罪羊”,把一切失误归于巴比乌赫一人。1980年7月在有组织反对派的操纵下,波兰爆发了大规模工潮,反对派成立了波兰独立自治团结工会。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工会纲领,改变了登记时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初衷,谴责党对国家生活的“垄断”,宣称:现政权已无力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和有效地进行活动,为此必须由团结工会接管政权。纲领宣布要建立多党制的“自治共和国”。大会还通过了告东欧劳动人民书,号召东欧工人建立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组织。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数百万工人加入了团结工会,团结工会居然成了和政权分庭抗礼的组织。

  1981年7月14日至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党的领导人在报告中承认:“造成目前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70年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一成不变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整个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二是党中央政治局不民主,脱离社会主义原则。”他说:“日益增长的不满,给开展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提供了土壤。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并开展了活动。一些集团创立了今天的独立波兰联合会。这些活动得到了西方颠覆中心的怂恿和支持。”

  同样,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前,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已相当严重,国内局势已紧张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党的主要领导人却毫无察觉,事件爆发前夕,他们还在南斯拉夫访问。10月23日,也就是事件爆发的当天,他们才返回国内,面对国内的局势,当时的总书记格罗“目瞪口呆,几乎不知道国内发生的事情”,当留在国内的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他还在会上“啰啰嗦嗦地介绍在南斯拉夫的会谈情况,仍未意识到国内局势已经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使匈牙利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巨大损失。在这一事件过程中,确有外国间谍和敌对分子插手其间,导致了武装冲突。但主要原因还是僵化的经济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激化了国内矛盾。匈牙利工人党事后也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总书记卡达尔说,这一事件的“首要原因是党和国家领导方法上确实存在缺点,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虽然正确地看到了缺点,但对缺点批判的方式不好,把本来可以在政府内、党内讨论的问题拿到街上向群众宣传”;所以,这“是一场全国性悲剧,它不但是党的悲、,工人阶级的悲剧,也是我国全体人民和每一个人的悲剧。我们当时迷失了方向,从而造成了悲剧”。因此,事件平息后,匈牙利工人党并没有大规模地惩办事件的参与者,而是宣布对参与事件的群众“不予追究”,主要对党的前总书记拉科西、格罗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批判。1956年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号召书中指出:“必须摆脱拉科西集团的有害的政策与方法。”卡达尔在广播讲话中也提及:“绝不能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恢复到陈旧的官僚主义方法上去。”在反省错误的同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解除了格罗等12名前领导人的职务。

  在此背景下,从1957年起,匈牙利开始了体制改革进程。一方面改革了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改革了集权政治体制。在改革集权政治体制方面,卡达尔认为:在匈牙利事件中,拉科西所建立的党和国家体制为什么会一触即垮?是因为拉科西一向与人民说,一切功劳都属于党,每件事都是党办的,那么,群众也就习以为常地认为党应对一切负责;这样一来,人们也就会把一切坏事、一切缺点都归咎于党,哪怕有的事情明明是历史的罪过,人们也会记在党的账上;最后,群众便起来把拉科西的体制打得粉身碎骨。鉴于这一教训,十月事件后不久,匈党临时中央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要坚决铲除过去在党同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中所实行的有害做法”,“党在国家机关以及劳动人民的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中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作用,不是用硬性的指令和决议来保证的,而是用正确地确定目标和任务的办法,用提高劳动人民的热情和繁荣国家的建设,用在这些机关中工作的党员们的模范的谦虚态度和忘我的工作来保证的”。并且指出: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政策能时刻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在思想上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为人民指出社会发展方向,提出奋斗目标。匈牙利党还认为,党的领导的主要方式是说服,不是包办或限制国家、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作用,相反,在完成任务时,要极力依靠他们。在实践中,匈牙利纠正了过去以党代政、包揽一切、权力过分集中的有害做法,不再用硬性指标和决议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团体进行直接干预。

  回顾东欧各国每一次动荡,几乎都与领导人的官僚主义直接相关。如果各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能够少一些官僚主义,经常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发现问题并及时加以疏导,以上这些矛盾本来是不至于发展到严重地步的。1970年波兰12月工潮就是如此。波兰的工人反映说:工人去找自己的党的领导人,经常吃闭门羹,这种情况不能再出现了。有的工人对在重大问题上不让他们参与讨论很不满意。有一个波兰工人代表说:“记得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将讨论更换一位经理的问题,我作为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但在开始讨论人事问题时,他们却对我说:‘现在你出去吧,该谈人事问题了’。”由此可见,党的民主监督的原则已完全变成一种装饰了。波兰的拉科夫斯基承认:“一般情况下,下面的意见,只有强化到无法阻止时才有可能传到上面……而往往已经太迟,国家发生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就是佐证。”波兰党在总结1970年12月事件的教训时也指出:“最近几年来,在我们党和国家各个领导部门的活动实践中,首先是在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强加于人的作风影响下,这些列宁主义的原则、现代化的管理组织和进行决策的总的原则,均被严重地歪曲了,造成了越来越不利于党的干部发挥首创精神……在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以前,往往不慎重地进行科学分析,很少或者仅仅是表面地进行鉴定,不重视专家们的意见,在作出决策之前也不同工人阶级进行磋商。”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是根据不全面的和偶然性的情报,以直觉和唯意志论的方式,即只根据自己的感觉和过去的经验而作出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在谈到党遭受挫折失败的教训时也承认,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党内缺乏民主。捷共广大党员说,在1989年政局剧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党员都意识到了,党要取信于民,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党本身也要进行自我完善,但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党员的呼声反映不上去。基层党组织虽然注意到了日益紧张的局势和矛盾的不断加剧,但由于党内民主机制没有提供及时反映建议的渠道,因此,党员的任何警告对党的领导人的决策不能起任何影响。

  东欧各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和老党员在反思1989年剧变时,无不痛心地指出:如果党内多一些民主,保证党员和广大群众的意见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反映上来,并能得到及时的采纳,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及时处理,许多严重的局面也就可以避免了。广大群众也呼吁党的干部“经常在我们中间,经常同我们作诚恳的交谈吧”。甚至在剧变后,一些群众还认为,他们起初走上街头时,并不是想推翻党的领导,而只是想通过行动让当局倾听一下群众的建议。结果事与愿违,这些普遍的不满情绪被反对派利用,最终导致各国党丧失了政权。

  (二)个人崇拜等政治腐败行为在党内盛行,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下降

  在东欧各国党内曾严重地出现个人迷信,家长制的领导作风盛行,它大大影响和压抑了广大干部和党员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它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也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

  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曾经这样描述过匈牙利党内的一言堂现象:党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得了一种绝症,参加党的活动就像教徒在办得不好的天主教堂里做礼拜那样。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一个主教式的人站起来,说一通他认为需要说的话,其他人虔诚地倾听,听完就回家。前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曾批评哥穆尔卡的一言堂作风,他说:不可能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会刺激哥穆尔卡同志妄自尊`大的敏感性,破坏他的权威感,会引起威信扫地……实际上,谈话只能顺着他的意思。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总结1970年12月工潮事件时也指出,矛盾之所以未得到妥善处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哥穆尔卡的个人专断作风。

  1956年苏共20大召开。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三大召开,开始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领导人霍查在报告中说:“斯大林的大错不仅仅在于接受了对他的赞颂和吹捧,并且还在于他支持和助长了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个人崇拜和无视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正确批评和劝告以及无视党的准则,导致了斯大林同志的错误。……斯大林同志表现了思想上的片面性和脱离群众。”他还说:“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赞同对个人崇拜所进行的勇敢的原则性斗争。”接着,他联系本国的实际,作起“自我批评”来了。他承认:“对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也有其十分突出的表现。”“在我国,在夸大对领袖个人,尤其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个人的崇拜方面,党的宣传工作也采取了同样可恶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形式。在这方面,我们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通过报刊、广播、群众集会,开始过分地、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强调个人和领袖的作用,并对他们冠以不正确的形容词,加以夸大。没有疑问,党的宣传工作的这种活动削弱了党的工作,也多少削弱了群众的作用和党的领导作用。”从1966年开始,阿党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革命”。这场“革命”尽管有正确的地方(如反对官僚主义、提倡男女平等、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等),但从整体上看,无论在指导思想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它背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大搞唯心主义和平均主义。显然,所有这一切为以霍查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70年代“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开了先河,大大强化了本已僵化、封闭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压抑和打击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阿尔巴尼亚国家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留下了一大堆难题。随之,在“反修防修”和“革命化”的高调声中,全党全国歌功颂德之风大盛。尽管如此,这接二连三的“左”倾运动也引起了一部分干部的担忧和不满,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1966年有人曾因此写信给霍查和谢胡,认为降低工资、下放干部、取消军衔、剥夺农民、对工人实行高定额等政策正“危及党、政权和人民”,“已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进而呼吁他们尽快停止这些做法,因为,“今天这些考虑不周的措施,明天就可能成为无药可救”。可惜的是,这些明智但逆耳之词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被压了下去,有关人员遭到了惩处。

  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长达35年之久,他对不同意见常常听不进去,进言者常遭贬谪,甚至被开除党籍。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保共领导日益陶醉于建设的成就,开始为领导干部建造别墅,发放特殊享受和待遇。少数人大搞个人崇拜,为日夫科夫出版38卷选集,甚至为他的子女升迁出谋划策,日夫科夫本人也爱听赞美颂扬之词,不愿考虑不同意见,日渐脱离党内外群众。独断专行之风盛行。据后来报刊披露的材料,早在1982年就曾有5名退役军官给日夫科夫写过匿名信,揭露和批判保共的腐败和日夫科夫的不民主作风。1987年索非亚大学波波夫教授等4名党员因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生活不民主,被开除党籍和解职。普通党员因参加各种政治团体而被开除党籍者屡见不鲜。连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米哈伊洛夫也因在会上批评社会问题,在工作中同情和支持要求“民主化”的党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卢卡诺夫因在经济工作中与日夫科夫等人意见相左而均被免职。80年代后期的改革措施和党政领导干部的频繁变动,多带有日夫科夫个人意志的色彩。

  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所作所为则更甚,他实行个人专断,一人包揽了党的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爱国卫队总司令、社会主义民主团结阵线主席等全党、全国的最高职务。他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谁也不能垄断真理”的话,大搞一言堂,事无巨细,一切均由他一人说了算,甚至一平方米种多少株玉米也要他来拍板。他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稍有冒犯,即被清除,他的不少前辈和战友因同他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后来成为罗总统的伊利埃斯库曾因此被贬为出版社社长。罗共老党员、前政府总理毛雷尔因不同意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冒进而被迫辞职。

  从1974年齐奥塞斯库任总统后,每次召开罗共全国代表大会前,都由地方党组织提出要求齐奥塞斯库连任总书记和总统之职。对此,在罗共12大上,罗共元老伯尔伏列斯库(曾任政治局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上台发言公开批评齐奥塞斯库“安排自己任总书记是逃避党的监督”,并指出这种做法在“罗共历史上和国际共运史上都是罕见的”;还批评齐奥塞斯库“作风不民主”,“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伯的发言遭到齐奥塞斯库和与会者的驳斥,并立即被撤消了12大代表资格,后被软禁。

  随着地位的巩固,齐奥塞斯库越来越喜欢人们对他的歌功颂德,热衷于形式主义的轰轰烈烈的场面。齐奥塞斯库到各地视察,群众都倾城出动,以最高礼节来欢迎他。齐奥塞斯库和夫人过生日以及出访归来,或有重大活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都要纷纷致贺电、贺信,以表示衷心拥护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一切传媒手段都用来宣传齐奥塞斯库夫妇,大量出版齐奥塞斯库的讲话文集和言论集,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巨照天天见诸报端。每当齐奥塞斯库讲话时,与会者都要数十次地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齐奥塞斯库――罗共”、“ 齐奥塞斯库与人民”等。开大会时,每一位发言者、总理和部长们无一例外地首先都要赞扬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功绩。

  与此同时,罗党对齐奥塞斯库的评价也越来越高。罗共“十大”前后,称齐奥塞斯库是“贯彻党的马列主义政策的化身”,是“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热忱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齐奥塞斯库50岁生日时,国内称齐奥塞斯库是“思想家”、“理论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到60岁生是时,已经称齐奥塞斯库为“伟大的革命领袖”、“英明领袖”、“现代罗马尼亚的思想家和缔造者”、“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最高品德和最高理想的代表”。罗共11大时,大会决议中专门有一段颂扬齐奥塞斯库的话,称齐奥塞斯库为当代的“英雄”,同时强调罗共“九大”以来的成就,贬低以前的领导。中央执委兼中央书记波贝斯库竟说,齐奥塞斯库“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真正的影响只有我们的后代才能理解”,并把齐奥塞斯库同历史上的封建大公相提并论。1979年罗共12大时则称齐奥塞斯库是“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称齐奥塞斯库执政的年代是罗“几千年历史上成就最卓著的时代”,说齐奥塞斯库对罗作出了“决定性的”和“不可估量的”贡献。从1982年起,把齐奥塞斯库执政以来的年代称做“齐奥塞斯库时代”。以后又进一步称齐是“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人道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等。

  罗共14大通过的文件称罗共九大开创的黄金时代──“齐奥塞斯库时代”,是罗马尼亚人民全部历史上硕果累累的时代,“九大把罗马尼亚全国人民最爱戴的儿子、现代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天才缔造者、带领全民族走上进步和福利道路的高瞻远瞩的领袖,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生活的卓越人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世界和平和合作胜利的坚定不渝的战士选为罗共领袖”。甚至不顾历史事实,说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对组织1939年5月1日大游行作了“关键性、决定性的贡献”,这次游行是当时欧洲反法西斯的“首次重要行动”。其实齐奥塞斯库当时才21岁,只是罗共青团书记。领导全国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和示威活动的是党组织。齐奥塞斯库的生日成了全国为他歌功颂德的朝圣日。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后期,每逢他的生日,各种形式的祝寿活动往往要持续一个月左右。有组织的贺电、贺信、诗歌、文章等每年都汇集出版厚厚的一册。1989年,当罗马尼亚的6名老党员指责齐奥塞斯库使社会主义信誉扫地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当群众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已忍无可忍的时候,一名美国记者问齐奥塞斯库如何看待个人迷信问题,他竟洋洋自得地说:他不认为自己在搞个人迷信,而是赢得了人民的热爱和支持,如果这是个人迷信的话,他希望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人物”。

  齐奥塞斯库大搞个人迷信的同时,夫人埃列娜也分得了“党和国家的卓越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光辉的国务活动家”等桂冠,她还俨然以“国母”自居,生日也由全国庆祝,人们在各种大会上的发言,在呼完“敬爱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之后,必呼“尊敬的埃列娜同志”。

  齐奥塞斯库本人的作风越来越主观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出了问题,惟下面是问,对干部实行快速轮换、调动以及撤换,造成罗党和政府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十分频繁,搞得人心惶惶。同时,还对党的干部、政府官员、人民群众进行监视、追踪和窃听。这大大抑制了干部能力的发挥,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增加了党内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齐奥塞斯库的个人专断,造成决策错误,致使罗的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齐氏个人的意见就是党的决议,党、议会和政府只能服从,而不能有不同意见。齐氏的作风不仅脱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唯唯诺诺、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干部,他们高官厚禄,惟“齐”是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和实际。而真正有所作为、敢于坚持己见、希望改变罗马尼亚面貌的干部却被排斥和被贬。其结果,党变成了齐氏的御用工具,国家变成了齐氏任意支配的领土,造成了全党全国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状况,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提,对齐氏的各项指示只能说好,对他所希望取得的成绩只好虚报、谎报,198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1690万吨,而报给齐氏的数字却是6000万吨。齐氏整天在一堆虚假数字中洋洋自得,每年还要在这些假数字的基础上再提高计划指标,而群众却苦不堪言。

  1989年1月7日和26日两天,全国上下接二连三地为齐的夫人埃列娜70岁、齐本人71岁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祝寿会。会前,布加勒斯特市大街小巷早已被彩旗、标语和尼古拉夫妇微笑的、和蔼可亲的巨幅照片和画像装饰得五彩缤纷。报刊、电台、电视台好像在为向尼古拉夫妇祝寿而举行比赛似的,仅有六版的党报《火花报》在两人生日前后长篇累牍地以四五版的篇幅赞扬尼古拉的伟绩,电台里颂歌不绝于耳,十多个孩子用稚嫩、可爱的童音在时间不长的儿童电视节目中深情地感谢他们伟大的领袖尼古拉对全国儿童所做的一切。

  8月23日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这一天齐奥塞斯库夫妇照样是在举行国庆集会和盛大群众游行中度过的。23日布加勒斯特组织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人们举着尼古拉的巨幅画像,边喊着:“齐奥塞斯库――和平”、“ 齐奥塞斯库和人民”、“ 齐奥塞斯库――罗共产党”等歌功颂德的口号,边缓慢地走过尼古拉夫妇所在的主席台前。尼古拉则像往常一样,高高举起双臂来回挥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有人作了统计,在5分钟的时间里,群众经过主席台举起尼古拉夫妇肖像最多达400幅,最少的也有150幅(其中3/5是尼古拉的,1/5是埃列娜的,1/5是两人像),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群众游行中,群众举的尼古拉夫妇的肖像共达6000多幅。齐奥塞斯库执政以来,尽管功绩不小,但上述表现在党内和群众中引起了不满和非议,说个人崇拜是罗民族的耻辱,罗国内也有一个神。也有的人说他是“暴君、独裁者”。

  剧变之前罗马尼亚几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老三段:首先是为齐奥塞斯库歌功颂德,然后大摆本地区或本部门在齐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最后再说几句不足之处表一表决心。波兰党也是如此,该党前领导人之一拉科夫斯基在谈到波党召开中央全会的情况时说,党的中央全会变成了一个、只按事先拟定的图式作报告的讲坛,首先是摆成就,赞扬党的领导政策,在这个基础上再讲讲困难,以便在结尾时可以讲已完成了上届中央全会所确定的任务。实际上,中央全会的召开只是为确认已由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党的代表大会尚且如此,平日的党内生活就更不用说了。有些东欧国家的党员说,他们的党组织开会,就是由书记宣读文件,其他人都保持沉默。他们抱怨说,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很难反映上去。

  捷共在党内生活方面,也是照抄苏共的一套。党组织开会,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讨论问题,往往流于形式。以捷共十二大为例,仅5天的会议,各国党的代表团致祝词者达70多人,真正发言者仅50人,而且发言稿事先经书记处审定,官话套话占去不少篇幅,很难就实质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各级党组织会议,也有固定的议程,往往重形式不重内容,使党员对党的会议失去兴趣。基层党组织开会,党员出席达40%,就算是个成绩。不少党员为挂名党员,党支部起不了战斗堡垒作用。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搞特权,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党的威信下降,群众中流传着许多讽刺党员的政治笑话。党在群众中的根基日渐削弱。

  东欧其他各国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像齐奥塞斯库那样要求全党全国为其歌功颂德,但几乎各党都有为党的领导人祝寿的做法,政治局各位逢五逢十的生日,往往是他们获得各种勋章的吉日。人们对这些高级官员们相互吹捧、相互授勋、居功自傲的做法也极为反感。

  (三)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各国党的领导人中间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甚至激起了强烈的民愤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在执政前,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许多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执政以后,有的党的领导人,甚至是高级领导人经不起和平建设时期的考验,出现了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严重腐败行为。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执政期间,不仅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而且还实行家族统治,任人唯亲,培植亲信,排斥异己。他的夫人埃列娜,解放前是一名纺织工人,解放后上了大学,后来成为化学研究所的化学工程师。齐奥塞斯库执政的第七年,也就是1972年,埃列娜跃然成为中央委员,第二年,又越级升为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党内掌管干部大权。从1980年起她兼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从1986年起又兼任全国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她在党内是仅次于齐奥塞斯库的第二把手。齐奥塞斯库的儿子尼古,本是学物理的,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去从事专业研究,而是当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又很快成为党的中央委员,后来又升为候补执委,也就是候补政治局委员。为得到“全面锻炼”,1987年他被派往地方任县党委第一书记。齐奥塞斯库曾对外国记者说,如果大家拥护,儿子尼古“也可以接班”。齐奥塞斯库的三个弟弟分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国家计委副主席、内务部高级警官学校校长。甚至连他的妹夫,原来是齐奥塞斯库家乡的农民,长期担任该乡农业合作社主任,文化程度并不高,也被提升为中央委员、中央主管农业问题的书记。他的儿媳尼古的夫人,也被冠以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先队组织的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齐氏家族在党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不下数十人,实际上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群众对这种裙带关系和家族统治十分反感,甚至极为憎恶。民间有这样不满的议论:说不仅党政军大权掌握在齐奥塞斯库手里,全国三代人(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的命运也全掌握在他们一家人手里。

  一些东欧党的领导人的身上还出现了十分严重的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1980年,波兰党和政府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由最高法院处理了25名中央一级领导官员的腐化问题,有15人被开除党籍,其中包括政府前总理、国家计委主席。在这次反腐化斗争中,引人注目的是原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亦在被指控名单之列。57名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副部长级干部、51名省长和副省长在这次斗争中被指控。波前领导人盖莱克的儿子曾运用巨额公款到国外赌博。这虽然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震动,但没有引起更大的麻烦。60年代前半期,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投资使用不当,形成重复建设和出现一批效益很差甚至亏损的“政治工厂”;二是企业的收入名义上由劳动集体支配,实际上掌握在行政官僚手中。1988年在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政治丑闻被揭露,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导人米兰科?雷诺维无偿地占有亚得里亚海内乌姆疗养地的土地,用国家和人民的钱去购置自己的别墅和其他物品。75名政府人员,还有几位重要的政界人物以及布兰科?米库利奇总理的妻子和女儿卷入此案。1987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审判了斯洛伐克下古县工业经理巴比斯基特大贪污案件,贪污总金额达21万美元,该案牵连了18位高级干部,其中包括联邦的内务部长、斯洛伐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等高级领导人。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以权谋私更为令人震惊。齐奥塞斯库家族生活奢侈,他及其家属仅在布加勒斯特市内和市郊就拥有数幢宅邸和别墅,在全国各地拥有多幢别墅。每年还要花几十万美元从国外进口首饰、化妆品、食品和各种用品,甚至连他们养的狗的食物和疫苗都是进口的。齐奥塞斯库的弟弟马林在维也纳大量购买西方豪华商品,用专门卡车运回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子女过生日时,还从新加坡和泰国订购特种兰花,用专机空运回来,这种兰花每束价值180美元,这些钱也是从内务部开设的驻外公司的特别基金中支付的。齐奥塞斯库的儿子尼古在拉斯维加斯和迈阿密狂赌滥饮,所花的钱都是来自内务部在纽约的公司。为了个人的享受,齐奥塞斯库在多年来一直供游人参观的文物保护单位──原国王的夏宫旁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夏宫则因此而停止对外开放。不仅齐的住处周围戒备森严,而且凡是齐上下班或外出时乘车经过的路段也实行戒严,禁止其他车辆通行。齐的儿子尼古是个花花公子,在美国一次赌博中就输掉了罗国内17匹纯种阿拉伯马。

  上层领导人的腐败行为,同时也并发或导致中下层领导人的腐败现象的泛滥。1980年波兰盖莱克贪污案件中,党和政府领导干部有800余人被卷入进去。1988年卷入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丑闻的有500名官员,70年代和80年代东欧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犯罪率都呈上升趋势,最快的是波兰,1988-1989年犯罪上升了50%;其次是匈牙利达到了40%,形成了两次犯罪浪潮。而在各类犯罪中,占首位的是财产犯罪,在犯罪结构中达80%。70年代多数东欧国家财产犯罪主要形式是侵占国家财产。80年代侵占私人和集体财产罪超前增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些东欧国家腐化问题的严重性。

  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利益的,自然会在群众中引起反感甚至愤慨,难怪有群众说:“倡导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本身并不照着共产主义原则去做,这就是我们的体制的最大悲剧。”波兰一个工人在剧变以后说:“对工人可以在每个小时和每个岗位上进行监督,并且做到这一点无需特殊的本领。然而谁对我们的领导实行监督呢?”

  虽然我们在这里列举了大量的有关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腐败事例,但是决不能把东欧各国共产党看成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否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中也不乏为政清廉的,匈牙利统一工党总书记卡达尔1956年开始担任党内最高职务时曾指出过:“一个好党员应该是在工作和战斗中,在困难中,站在人民的前列,同群众风雨同舟,并且领导着他们。最重要之处是党员要尊重党外劳动群众,把群众看成是和自己完全平等的公民。要让自己的行为表明,共产党员的党性决定了他不能比任何其他人有更多的权利。”卡达尔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后,一直住在他原来居住的三间屋子里,没有公务员和保姆,早饭和晚饭由夫人做,午饭在办公室吃,午饭十分简单,通常是一盘肉丸子或三两香肠,去医院看病也不愿特殊,和其他干部一样排队等候。因此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敬重。1989年7月,卡达尔逝世时,尽管他当时已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匈牙利统一工人党的地位也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却有数十万人自发地前来为他送葬。1990年7月6日,在卡达尔逝世一周年之际,仍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卡达尔墓前,献上一束束鲜花,向这位曾长期担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表示深切的怀念之情。

  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员在执政40多年中,都曾为广大劳动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不承认这一点,就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是,在1989年东欧局势发生剧变的过程中,当这些党面临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巨大压力的困境以及在以后的大选中,为什么没能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呢?痛定思痛,东欧各国党的一些老党员总结这段历史时都曾痛心地指出,党内的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使党在激烈的斗争中,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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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责任编辑:何晶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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