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中的“泛人文”缺失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军人，怎么会满嘴嚷嚷近年才在香港电影和内地中超联赛流行的“内鬼”说法？副食本和纺织券流行的年代，主人公手里为什么会多出二十年后才开始在内地发放的“肉票”？把婚嫁视为重大事件的寻常百姓家，怎么连儿子和他心爱的女孩领了结婚证都不知道(去单位或街道开介绍信，和动用户口本，在当时的人家并不能算小事)？……类似这些违反生活和历史双重常识的细节，在近年的热播剧集里不时出现，且频率日增，看了难免不让人生出疑惑和隐忧——我们对过往生活的艰辛、对历史的诠释，在“娱乐化”风行文艺界的今天，难道就这么快变得漫不经心？

　　按照传统的领域划分，文艺中的“大众流行文艺”(电视剧恰恰属于这一块)，通常是要被归在文化中“非人文性领域”这一块的，至多，也不过是作为“人文学科”或“精英文艺”延伸向大众的、普及性的边缘部分而存在，说它是一种“泛人文”实不为过。这个“泛人文”，虽然不像那些严格的“人文”学科或领域，对灵魂和精神层面负有这样那样的使命，可宣传惩恶扬善、感喟世相也好，叙家国岁月流变、寄托情怀也罢，多多少少还是要在娱悦感官的同时，使大众的心灵和认知获取教益，至少不应由于看了它们而变得状况更糟。但实际状况是：当下热播剧搭载剧情向观众传递的有关风俗、历史、理想、人际、伦理等方面信息，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了“注水”情况，和违反史实与生活逻辑常理的“改写”。

　　题材撞车，忽略真实历史情境

　　“注水”产生的背景之一，就是题材雷同和撞车，这是电视剧生产进入市场量化阶段后，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比如谍战剧，在经历了《誓言无声》、《暗算》、《特殊使命》和《潜伏》掀起的四波收视高潮后，荧屏已日益呈现出“谍满为患”的景观，而面对上述收视地标和卖片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新剧制作者们为了赢得电视台的青睐，在素材的网罗、剧本的构思以及剧情设置上绞尽脑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个抗战时重庆政府用来破译密电的机构——“黑室”，竟有《重庆谍战》、《对手》等几部戏同时取作故事背景。

　　文艺对于大众理解历史和社会，历来是有着误导功能的。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尊刘抑曹”倾向，比如当年姜文提到的老抗战题材电影对日军凶残的揭露流于简单化……在电视剧已稳居内地影像文艺霸主地位(别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的今天，类似的问题依然会出现，不予以重视，显然会对普通人群认识历史与读解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误导。再比如与“谍战剧”同时获得观众青睐的“家庭伦理剧”，无论是《金婚》、《王贵与安娜》还是《相伴》，这些现阶段在内地已堪称成功的剧集，都在演绎人物的中青年感情戏时，做了许多当代人看了会觉得很自然、而剧中人所在的那个历史时期人们遇见了会觉得很过分，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情境和人物举动(比方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男女在户外乃至所有公开场合，表达亲昵时，其肢体语言的开放程度就是不一样的)。电视剧虽然是文艺、娱乐，虽然多是对一些虚构小人物的戏说，但剧中人所背靠的时代，毕竟还都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所以一旦涉及相关的人情、风俗和个人趣味展示，这些因素不但会决定剧集和人物是否真实可信，也部分地承载了普及文史知识和还原历史情境的任务。倘若编、导、演们为追求收视效果，刻意制造人物性格冲突，而忽略对真实历史情境下生活逻辑性的尊重，以及自己这个行业的“泛人文”使命，剧集再轰动，也不过是一堆几十个钟头的视觉方便面。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