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端午祭申遗的成功，“刺激”中国人要思考的，不仅是如何认真保护自身的文明遗产，而且要对文明遗产的国别认知及中国与整个亚洲世界的命运关联，建立起更为合适的时间与空间感觉。

　　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遗产保护成功后，中国媒体做出了一些评论，总体来说，对这一事实的反应比较理性，认为这“是认同这一文化的所有人的光荣”（《韩国端午祭成功申遗提醒我们什么》，《新京报》11月26日社论）。不过，回想近一年来，围绕韩国端午节申遗，所谓“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一直在各种媒介沸沸扬扬，有人强烈担心“属于”中国的端午节，可能会被韩国“抢注”。这种声音直到现在仍在网络空间有所流传。

　　韩国“抢”在中国之前端午“申遗”成功了，这一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中国媒体对此表示祝贺，有人笑言这不过是阿Q心理，是在自我安慰。此一认识错莫大焉。正如一些评论已指出来的那样，“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有别于自然遗产的独有性，可以为多个国家和民族所共享，韩国“申遗”成功，不表示中国就不可以再申报端午节遗产保护。

　　但这还并非主要。其实，对端午节作国别性区分这一认知方式本身，就大有问题。许多人习惯性地一口咬定端午节乃源出“中国”，理所当然应当被国际上首先认定为中国所有。这就涉嫌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来要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了。

　　在端午节的背后，事实上牵涉到如何看待和理解东亚世界的历史。21世纪初的东亚世界民族国家林立，各国民众皆有明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国家的政治身份非常清楚。

　　但从历史上看，此一区域在“天下主义”文化传统影响下，实际上是一个文明体，维持区域间“国际关系”的，更多是文明认知而非国家认知。东亚在同质文明影响下构成一个整体，这种意识在这一区域长期存在。举例来说，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在历史上都曾有过以“中华”自居的经历。

　　从这个角度说，端午节之类的许多东亚世界的节日，并不只具有国别性，同时还具有区域性，不能因为端午节起源于属于当代中国的领土范围，就认为端午节“属于”中国。端午节乃东亚世界的共同创造，现在被称作为不同民族国家的那些东亚国家，共同拥有并发展、丰富了端午节。这就如同汉字，本来也是“中国制造”，但同样流及四方，在经过各方的改造后，反过来甚至又影响到了“中国”，如今为中国人熟悉不过的不少中国汉字与用语，就取自于日本汉字及其用法，这一点可能会使很多人感觉意外。

　　端午节之类为东亚世界所共享的传统节日以及汉字，现在之所以被分别冠姓“韩国”姓“日”姓“中”并且视为自然，乃出于东亚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状态和意识，在19世纪以来逐渐被打破，由“相互关联的世界”，转变为了“相互离散的世界”。这种离散前期表现为在殖民统治下由不同殖民者分别殖民，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则是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建立起了相互独立、彼此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疆界都刻意清晰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概念，是我们在处理端午申遗问题时，所面临的一种障碍。虽然建设高度成熟的民族国家，仍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大多数东亚国家所必须做出的努力，它具有历史正当性。然而，申遗之争，以及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两面性，也在提醒东亚世界的政治家与民众，又要在此基础上，也如欧洲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形成经济、政治共同体的经历一样，要部分超越民族国家，形成关联有序的区域经济、政治生态。东亚世界作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当代状况，固然也有主动选择的因素贯穿其中，但更多还是因外来压力而进行应战的“现代性”结果，并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在东亚世界普遍构建起相对成熟的民族国家后，如何着眼本区域自有传统来创新东亚国家间关系，这一问题已浮出水面。

　　实际上，在经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济、政治发展后，这一区域许多国家，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性已在不断增强。在此基础上，从知识生产的方面说，一些国家特别是韩国的历史学者，近年来还提出要打破国别史的叙述方式，转而以东亚作为一个历史与地理单位来思考有关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问题；韩国、日本一些大学还做出尝试，打破文、史、哲分家的西方学科划分方式，而回归本区域注重综合的知识学术传统。这种对故往历史的重新梳理，有益于我们发现一个“新”的东亚。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目前并未走在这一良性潮流的前面，这似乎有点令人遗憾。

　　近世以来，因为必须直接面对外来列强等原因，中国学界长期有“忽视”亚洲的倾向，梁启超看不起黑种人和红种人，认为能抗衡白种人的只有黄种的中国人；梁漱溟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印度和西方文明，其他亚洲世界遍寻不见。当代中国人如何构建亚洲意识，如何把21世纪构建成不只是中国人、而是所有亚洲人的世纪？韩国端午祭申遗的成功，“刺激”中国人要思考的，不仅是如何认真保护自身的文明遗产，而且要对文明遗产的国别认知及中国与整个亚洲世界的命运关联，建立起更为合适的时间与空间感觉。

　　作者：程亚文 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