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鲁迅研究者、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七十年了，1936年10月19日您离开中国，离开人间。

　　七十年了，1936年9月5日您写下《死》，告诉人们在去年重病之后，您“记得了自己的年龄”，今年又患大病，有时想到“死”了，您留下了“都是写给亲属的”七条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尽管您说明这“都是写给亲属的”，然而，其中关乎“怎样走人生长途”的蕴涵，我感到我何尝不能铭记，参考，乃至遵行？自然，有的是我无力去做，可以不费心思的，如“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但处在“职务工作”之内的时候，恰如您曾经“执事”一样，也得“执事”的。那是多么盛大隆重的纪念啊！——当您诞生一百周年。幸而从此以后，“每下愈况”，以至于今日的近乎平常了。我确乎感到了一丝欣慰。

　　有的是我做不到的：我还不能“忘记”您。

　　我自信我知道您的深意：后死者的天职是“管自己生活”，这不就是您指出的：“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的“当务之急”么？我懂。这是您对人的大爱。

　　然而，我做不到。

　　我还不能“忘记”您。因为您希望“速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出现。旧的三座大山推倒了，现在已经不再讳言，又有了新的三座大山：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是白领也在诉苦，是“房奴”，是“车奴”，何况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您在《故乡》中写到：“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您说想到希望，您又害怕起来。人是不会“忘记”害怕的。人只有在什么也不害怕的悠游、安谧、自由自在的生活中，才能忘记身外的一切：包括您。

　　我还不能“忘记”您。您劳作一生，反抗一生，您的“自我鉴定”是：“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您不讳言“于自己保存之外”如何如何，我以为是伟大的。您对学生讲演，说：“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当年听讲的许广平先生和她的同学，大概像许广平先生和您一样，有了曾孙了吧？她们利用亲权解放自己的子女的情况如何？

　　最后，我还不能“忘记”您对于“民魂”的呼唤。您是相信知识者的先驱作用的。您认为：“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口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可您又看透了学界有三魂：官魂，匪魂和民魂。您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我生在旧社会，已经长大到十五岁，见过荒淫与无耻，感受过黑暗与恐怖。我长在红旗下，受到过庄严的生活的洗礼；也亲历了“三面红旗”、“十年浩劫”。幸而生存，年过古稀，人说，人老了，对于眼前的事容易忘记，而对于久远的事，记忆犹新，我正是这样的年龄啊。

　　您要人们“忘记”您，是为了自己生活得好。如果是这样，我会淡淡地“忘记”您的。可是我觉得没有“忘记”您我生活得更好：更明白，更有趣味！我不能“忘记”您，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