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生若只如初见》而走红的安意如在被曝“抄袭”后，日前主动约见媒体解释此事。安意如承认自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借鉴和引用别人的文字没有标明出处，这是我的疏忽和大意。可能因为我出身网络，版权意识比较淡薄吧。”被抄袭者“江湖夜雨”则不满意安意如这种解释，认为引用必然要提作者。

　　安意如一再强调，自己的借鉴、引用和郭敬明的抄袭是本质不同的两件事。从法律的角度说，郭敬明已经被法庭认定为“《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了庄羽《圈里圈外》的人物关系，并在12个主要情节上与原告作品相同或相似，侵犯了庄羽的著作权”，被判赔偿、道歉。而安意如的事情并未闹上法庭，一些法律专家在研究相关材料后认为，不能说安的书是抄袭作品，但她的某些段落确实构成了抄袭行为。但从图书出版的产业视角来看，安意如和郭敬明两起事件却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当红的写手抄袭了名气较小的写手，都是擅长抖机灵、玩感觉的写手抄袭了文字平实但有料的写手，都是有市场卖相的写手抄袭了卖相一般的写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定律”在背后起作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理想主义高涨的时代，一本翻译海德格尔的哲学书能卖几十万册，现而今却是思想和空谈淡出，实用和趣味第一，谁能捏着大众的麻筋，谁的书就畅销。大众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心亲近见识和学问，却不愿意面对其刻板的面孔。谁能把见识和学问包装得花团锦簇又不走样，谁就是他们的贴心人，他们就是谁的衣食父母。然而这并不容易，学问偏于理性，“好玩”诉诸感性，两者虽非矛盾的两极，但绝对是内在精神有所冲突的不同体系。想让学问好玩起来，需要理性和感性集于一身的写手，在选材和手法上也要分寸精当，否则就会画虎不成，反类其犬。这个规律作用于2006图书市场，造就了“通俗历史读物”的畅销。易中天用说书人的技巧摆弄着烂熟于胸的几本史书，让观众不费吹灰之力地接近了三国的真相。“当年明月”用轻松明快的网络文风重述了《明朝那些事儿》，用正史的记载驱逐了《明英烈》的传奇和虚构。跟易中天一样有学问的教授不少，但像他这么风趣健谈的不多。与“当年明月”一样文风轻快的年轻人不少，但像他这么苦心钻研过史书的人不多。只有两头通吃的人才能成为读者的宠儿。

　　对于一些年轻而有才华的写手来说，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其中的规律。即使他们没有这样的自觉，精通市场运作的图书策划人也一定会“启蒙”他们。内外兼修毕竟是一种太高的境界，经常冒头的是文笔出色而内功有限的写手。在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下，他们把手伸向了别人的园地。郭敬明的文字机智幽默，三句一个包袱，五句一个段子，非常适合网络时代的阅读口味，可他结构故事的能力有限，所以从庄羽的小说里又搬故事又拿人物，才成就了一本销量百万的小说。安意如也是有才的，她那种感性的笔调加上古典诗词的魅力，很是打动了一些读者，可就连她的图书策划人也承认，“安的古诗词学养并不多，因其人生体验、知识结构等方面的限制，她在进行古诗词赏析的写作上，必须借助很多外在的东西”。“江湖夜雨”就不幸遭到了她不打招呼的“借鉴”。

　　读者需要感性和理性融合的作品，写手为迎合这样的需求而胡来，这就是抄袭事件连绵不绝的底牌。令人担忧的是，抄袭事件曝光后，畅销书的大批粉丝们仍然力挺“问题作家”，郭敬明在他们的纵容下拒不道歉，安意如也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我们知道，原创是文学的生命线，也是图书市场长久繁荣的保证，如果任由抄袭行为一再发生，文学和书市的前景将一片暗淡。可是在以销量论英雄的市场氛围中，指望写手们爱惜羽毛是靠不住的，最有效的阻击应该是严刑峻法，加大对抄袭行为的惩处力度。相信郭敬明案已经对一些轻薄写手产生了震慑作用，但这还远远不够。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并未对抄袭和剽窃这两个法律用语作出明确解释，法院对抄袭行为的认定也非常谨慎，这就导致不少抄袭者逃避了责任。基于现状，应该着手法律条文的增补明晰了，而司法实践也应该对受害者权益保护得更加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