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飘同志把他的《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争》的一大沓清样稿送来，嘱我一定要为之写点什么，对此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一是我仅在２０多年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做过些研究，此后有关的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知之甚少；二是就我的资历和学养，也很难担当“写序言”的重任。但是，尽管我一再说明理由，余飘却不为所动，总是微笑着、坚决而又执着地说：“此事非你莫属了。”

　　原来，这里有段历史的缘由和情结。上世纪风雷激荡的８０年代中期，我供职于红旗杂志文艺部。余飘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居住地离红旗杂志社不远。因为，当时彼此都在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和现当代中国文学，再加上他性格开朗，心直口快，十分健谈，遂使我们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当时，理论界、文艺界在经历了“文革”“万马齐喑”的局面后，思想十分活跃，创作出现“井喷”，可谓是形势喜人；但是，“百花齐放”中也有时“乱花迷眼”，“百家争鸣”中又难免出现杂音，也就是常说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吧！客观地说，当时理论界、文艺界的大多争论都属于学术范畴的正常讨论，对于繁荣创作、发展理论是有益的，不可或缺的；但是，也无可避讳的是有些论争属于原则之争，大是大非之争，而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是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对此，余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原则性，这也成为促成他这部著作诞生的动机和动力。现在读起来，仍感到该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从中也折射出了当时的文艺风云和时代特色。

　　如果说，该书第一辑的文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品格，而该书第二辑至第五辑的文章则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首先应该认真研读原著，还毛泽东文艺思想以本来的面目。该书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本体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体现了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各种文艺现象特别是革命文艺实践的观察与分析，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进一步的确证、拓展和深化，也更加生动、具体地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当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的滔滔声浪中，我国文艺领域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机遇。比如，文艺怎样与改革时代的群众相结合，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审美属性与文艺产品的经济效益的关系，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向和主体地位等问题，都迫切需要我们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新的理论探讨和概括。愿有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