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还是权力？代表委员的“身份焦虑”

　　广东省政协委员同铁道部的“官司”一直打到了全国两会上。以至在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召开的当天，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专门就“雪灾论战”表态。随后，就看到不少媒体的头版标题：政协委员有权批评政府，以及相关评论。

　　在一些人依然将“代表”、“委员”当作荣誉称号之时，“有权批评”很有些“撑腰壮胆”和“正名”的味道。荣誉和权力显然是两种不同概念，其冲突反映出一种身份的焦虑。一方面，是代表委员对自身权力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权力如何行使的审视。换个说法，就是代表委员们能不能说话，替谁说话。

　　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已经相当清楚，落到实处就是敢不敢批评监督政府，为选民代言。有权不用即失职。舆论在强调权力意识的同时，对权力的行使寄予厚望。《广州日报》“代表委员要率先敢于批评”的评论说：代表委员对某些部门提出质疑，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在向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政府部门也当以虚心倾听的宽广胸怀，对代表委员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际上，不是政府能不能被批评，而是它必须接受监督和批评。对种种“炮轰”做出及时回应，是其本分。批评和监督是代表委员的权力，接受批评和监督则是政府的义务。

　　这一点确定之后，就是权力的行使问题。公众对权力行使的最直接要求，是各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同时他们能代选民发言。

　　可以看到，两会上的利益博弈已日渐明显。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质量越来越高,建设性、操作性越来越强。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体和阶层，正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而越来越多的地方媒体采访两会，关注点也常在解决地方问题。 

　　比如，今年的政协提案中，就有新阶层代表张茵的提案，建议取消签订增加企业成本的“无限期合同”；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力也提案，建议降低高端人才的个税税率。而历年两会上，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为教育问题鼓与呼，卫生界的代表委员要求保障医务人员权益，某一省的代表委员联名要求国家的财政支持等等，也屡见不鲜。

　　站在为“公众利益”代言的角度，舆论对“集团利益”多有批评。媒体上“代表委员应跳出小身份的窠臼”、“两会不是地方为自己要钱的契机”之类的评论，都反复强调两会是参政议政的场所，代表委员要以大身份为重。但实际上，作为某一界别的委员或某一省之代表，争取自己的集团利益并不为错，关键是不同的利益诉求能不能得到平等表达，说像有论者所指出的：“在政协会上能不能出现与张茵不同的声音，会不会有委员与张茵就此提案进行辩论，有没有一种力量抗衡企业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势均力敌的博弈”。

　　博弈的背后，是权利之争。无代表则无权利。基于对平等代言的诉求，人大代表结构的调整一直是舆论关注的议题。新一届的人大代表的构成，确实朝此方面做了努力：官员代表减少了三分之一，一线工人代表增加了一倍，基层农民代表增加了七成以上。但是很显然，这离公众的要求还有距离。

　　对此，《新京报》的社论指出：这些调整，“是代表名额向更平等分配方向迈出的一小步。”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这一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国家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代表名额分配应大步向公平迈进。

　　就民主政治而言，代表名额的公平分配只是基础。《南方都市报》的社论对此做了清晰论述：扩大公众政治参与不能止于代表结构调整。调整的意义，在于它的信号意义，标志了一个制度调整的方向：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

　　该评论进一步指出：一个由来已久的误会，仿佛人大的主要作用是收集民意。信息社会已经如此发达，收集民意这种基础的工作应该在两会之前就已经完成；社会分工已经如此精细，人大的作用应该是对民意作最深度最后一步的处理，通过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使朴素直白的民意与设计精准的政策相连。所以，如果扩大公众政治参与的努力，仅限于改变代表身份结构，那就将人大的运作方式和政治功用理解得过于浅白了。

　　公众寄希望于代表委员代表公众说话，但我们应该看到，“公众利益“的诉求，渐渐被集团、群体、阶层利益所替代。民主其实就是利益的充分博弈，如果不同利益都能自由表达、平等抗衡，如果每个公民都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民意能够随时得到尊重和反映，我们可能就不会要求某个代表委员代表“大众”，对其的“身份焦虑”也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