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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与女儿陈琏
  2005年06月03日10:28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代笔《西安半月记》 

    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1890年生于浙江慈溪一个书香门第。他从1911年起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笔名发表文章,鼓吹和支持辛亥革命。1912年在宁波加入同盟会后,开始为上海《申报》撰稿,并于1921年任上海《商报》编辑主任。蒋介石很欣赏陈布雷的文才,更喜欢陈布雷的人品,从1927年开始就有意叫他去当官,但陈布雷不愿从政。后来经蒋介石一再召唤,陈布雷才到南京当了一段时间的教育部次长。此后又回到浙江当教育厅长,一直到1934年4月在蒋介石坚决要求下,才辞去厅长之职,赴军委会南昌行营任设计委员会主任。1936年1月侍从室组建后,陈布雷一直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国民党内位至中委,虽自诩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之人,却是在重大问题上对蒋介石最能施加影响的人之一。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就叫陈布雷代他写《西安半月记》。 

    对于蒋介石的被扣,陈布雷是同情的,甚至是如丧考妣。但是当侍从室秘书汪日章向他讲了亲身经历,了解了真实内情后,他又觉得张学良并无作乱的意思,也没有“弑君”的企图,无非是要求抗日。特别是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这一举动,使陈布雷大觉其态度磊落。到要对张学良审判时,他感到很不安,常常在家里自言自语:“政治……是在做戏……”。蒋介石吩咐他说:“你给我写的《西安半月记》,一定要把事变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作乱;还要使世人了解我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 

    陈布雷很为难,他婉转推托说:“我没有去过西安,事变经过未经历过,写起来恐怕难孚领袖重望。”但蒋一定要他写。在浙江奉化临溪的小洋房内,陈布雷动笔了。但他心里很烦,编不下去。蒋介石来问他写作情况,他只好用溪口近来人太多,我心静不下来作托词。蒋介石让他到杭州去,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开一个房间,安静写作。他在房子里来回踱步,浓眉紧锁,他知道,编不出来,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最后他还是交差了。不过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促成郭沫若归国 

    陈布雷对一些进步文人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1927年“四·一二”政变,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仪、邵力子、张群等国民党高官也给蒋介石做过工作。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未忘却,恨恨地说:“郭沫若这个人呐,写我的那篇文章太刻毒了,这几年他在日本究竟干了些什么?”陈布雷小心翼翼地回答:“据说郭在日本十年,主要是在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代青铜器铭文……”陈布雷还找了一大叠郭在日本写的书籍给蒋介石看,并说:“郭沫若为国争光,这些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听说郭沫若想回国参加抗日,所以想请示蒋先生……”蒋介石不吭一声,他知道陈布雷还从来没有为人说过情,等一会儿问:“他就是研究乌龟壳和骨头?”“不错,是在研究古代的历史。郭是一个人才,人才难得。蒋先生,我看正好以抗战开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为由,撤销这个通缉令。”蒋介石不吭声了。陈布雷又说:“蒋先生,郭是日本通,我国抗战可以借重他;而且,他现在处境很危险,日本政府派人严密监视他。”蒋介石这才点点头说:“那就代我写一张撤销通缉令的手令。”陈布雷一想,又说道:“蒋先生海量,重视人才。但这个撤销通缉令的命令不能马上公布,一公布反而使郭君走不脱,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好了。”之后,陈布雷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郁达夫,郁达夫马上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说:“今晨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盼速归。” 

    陈琏加入共产党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陈布雷于11月28日乘轮西上,一路上耽心着怜儿——即他的女儿陈琏。他派人回慈溪乡下先陪眷属入川,并写信要女儿入川,说江浙都可能沦陷,切勿留在沦陷区做顺民。可女儿表示想留在浙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陈布雷再一次派人携信去说服女儿入川:“我也抗日,爱国之心,人所共有,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不爱国而苟且偷生,非我陈氏子弟,亦非我中华民族子孙。全国上下,江浙抗日,武汉也在抗日,重庆也在抗日,唯你留在沦陷区,日寇知道你是我女儿,必欲加害于你,为父如何对得起你生母!”陈布雷这番话确实打动了女儿,遂决定西行。 

    怜儿是陈布雷的第五个孩子。1919年9月她出生时,母亲血崩而亡,所以陈布雷给她起名为“怜儿”。怜儿由外婆家抚养,直到1933年陈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才把她接到杭州居住、上学,起名陈琏。陈布雷对子女的要求是不要做官参与政治,所以他将三个儿子送去浙大学农、学医、学工程,将两个女儿陈和陈琏送去读幼儿师范。但是陈琏读了一年后,自行转入杭州省立高级中学,这可大大出乎陈布雷的意料。陈琏到重庆后,跟随着家人,住在嘉陵江畔的北碚镇。 

    1938年,她进入国立二中女生部学习。 

    陈琏一直想背叛这个官宦之家,投身革命。1939年初,她的表哥翁泽永也到了重庆,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做抗日宣传工作。翁泽永曾寄给陈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她与表哥时有晤面,并向表哥朗诵了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写的《门槛》这首诗,她要跨过门槛做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 

    1939年7月,陈琏在高中毕业时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像她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参加共产党,得到了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心和同意。毕业后她约一些进步同学乘车去延安。上车时,被邓颖超发现。周恩来把陈琏留下了,对她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如果去了延安,陈布雷先生向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请你仍旧回重庆,留在大后方,也有许多工作可做。”延安不能去,只能继续升学了。陈琏选择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读地质学,她说:“地质学就是爬地系,我爱脚踏实地,这正可以锻炼自己。”倒是父亲很支持女儿的选择,他说:“我支持你学技术,爬地虽然苦了点,但脚踏实地,对民族对国家有利。” 

    曲折悲伤的爱情故事 

    党组织告诉陈琏,去西南联大找一位党的负责人,这人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袁永熙。袁永熙祖籍贵州修文县,在平津长大,也是一个脱离原有阶级,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当年22岁,比陈琏大两岁。这时西南联大已拥有中共秘密党员83人,占云南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省工委决定成立党总支,袁永熙为总支书记,陈琏为宣传委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省工委紧急通知袁永熙、陈琏去个旧隐蔽。 

    1942年初,陈琏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急切地要求批准她去延安。周恩来劝陈琏留在其父身边,利用机会影响父亲,让他为人民为抗战做些有益的事情。许久未有下落的陈琏回到家中,使陈布雷喜出望外。陈布雷不知道女儿加入了共产党,一天见她捧着一本《论持久战》在读,吃了一惊:“怜儿,我历来反对自己的子女搞政治。”“阿爸,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抗日救亡是急不可缓的爱国大事,是每一个青年的天职。”女儿说的是真话,陈布雷无法反驳。1947年夏,陈琏和袁永熙结婚前,才给陈父亲写信告知这桩婚事。陈布雷从没见过这个女婿,怀疑他是共产党,写信要相熟的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查一查。张伯瑾与文化人过从甚密,他问了吴晗、叶公超、朱自清等教授。吴晗和袁永熙是西南联大民主运动中亲近的战友;叶公超是袁永熙的亲姐夫;朱自清和袁的另一姐夫孙国华教授相熟。他们都说小袁是个正派的有才学的青年。“有点左倾,怜儿找的人总是左的。左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陈布雷接到张伯瑾信后说。是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蜜月刚过,陈琏与袁永熙被捕了。蒋介石听到被捕的人员中有陈布雷的女儿和女婿时,大吃一惊。后特务们查来查去未查出陈布雷有什么机密泄露给女儿,蒋介石才放心。袁永熙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经陈布雷设法打通关节后,被保出狱。陈布雷为女婿在中央信托局找到一个“差事”。陈琏则回浙江慈溪外婆家生孩子去了。两人一直到1948年冬才相聚。 

    陈布雷是1948年11月13日自杀的。自杀前半月,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突然提出要陈琏夫妇陪他去拜谒中山陵。到11月12日,他又叫袁永熙来寓所见面。他长叹一声道:“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于今悔之晚矣。”又说,“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啊,你们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 

    陈布雷之死,是因为看到辽沈战役中蒋介石大败,平津、淮海战役也已揭开序幕;国民党金圆券发行失败,经济呈崩溃之势;而美国后台老板有意换马,蒋家王朝眼看已“油尽灯枯”。但在给六个儿子的遗书中,他写道:“……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知之最稔。……”可见他既已跟定蒋介石,政治立场是至死也不肯变了。 

    党组织对陈琏和袁永熙的被捕问题进行了审查。他们被捕后都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更没有泄露组织秘密,党的组织和工作未因他们被捕受到任何损害。陈琏很快通过了审查,她被保释出狱未办任何手续。袁永熙则有一个关节,就是所谓填写过悔过书的问题。“开除出党,批准其重新入党”,这种极为滑稽的处理,否定了袁永熙的斗争历史,导致他后来“使用时受一定的限制”。1949年3月,他被分配在团中央学生部任秘书主任、副部长;1954年他调到清华大学,开始任党委书记,两年后被撤下来改任校长助理。整风反右,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巨大的压力下,陈琏被迫与袁永熙离婚。1962年春陈琏带着三个子女来到了上海。她到华东局宣传部教育处任处长,仍是全国政协委员。袁永熙被错划右派后,只身下放到京郊南苑生产队劳动改造。1962年5月,袁永熙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中学当教师,与一位女教师结婚。而陈琏“文革”开始即遭批判,于1967年11月19日自杀身亡。 

    摘自《门槛》王泰栋著 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24.80元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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