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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旧影
  2005年08月09日11:23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台大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先生于1949年1月接任台大校长,至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猝逝于“台湾省议会”会场,前后主持台大校务尚不足两年,却为台大树立了优良的学风。 

    我于1948年9月考取台大历史系,当时傅先生尚未出任校长,而学校也因时局及屡次更换校长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况下,但是当傅先生莅任数个月后,一切校务都很快地上了轨道。傅先生自己是学历史的,因此随他南下的学者,有很多是史学家,更有不少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当我读完历史系二年级时,在傅先生的策划下,新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也自历史系分出,所以我就决定转系去读考古学与人类学了。 

    但是该系只有二年级,要转系就得降一班就读,也就是目前所说的“降转”,我原先享受的赖以就学的奖学金将被取消。我以此与教务处的人争辩,但他们总无法通融,教务长也爱莫能助。不过他告诉我这种有关规则的事假如要改变,恐怕要校长批准才行,他要我写一个说明去见校长。 

    傅先生是一个喜欢与学生接触的校长,他来校后没多久,我们已见过他好几面,特别是史学系的学生,更有机会碰到他,但是单独去见他,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来说,确实有点胆怯,不过为了自己的兴趣,我终于硬着头皮去见了。他读了我的报告,没有立刻表示可否,却先问了我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转考古人类学系?我说明了我的兴趣与想法后,他点头表示满意。在我稍嫌冗长地作着说明时,他一面燃着烟斗,呼呼地抽烟,一面注意地听,现在想来,以他那样繁忙的工作,却肯听一个初入门的学生诉说志愿,实在是不多见的。接着他又问我知不知道读人类学的人经常要去做田野工作,那是很苦而且要离家很长久的事,估量过自己能忍受得了吗?我回答说我相信自己能忍受。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读这一行“冷门”,将来只有教书的前景。我表示对教书或研究都有兴趣。傅先生听完,没有再说别的,立刻在我的报告上批了准予保留奖学金。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总是对这位良师怀念不已,所幸我并没有太过辜负傅先生帮助我转读人类学的苦心,如今我仍留在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担任教职,同时也特别对那些真正有心要转读人类学、考古学的人都给予帮助与关切。我想傅先生地下有知,也许会同意我把他施于我身上的“恩”,再转之于新生一代的身上去的。 

    (李亦园) 

    “山左史家”邓广铭 

    邓广铭是山东人,乡音到老不改,故张中行称他为“山左史家”。他一九三一年从山东到北京,当年考北京大学而未取,遂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次年再考,得如愿而入北大史学系。就在这一年九月,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该书版权页写明:讲校者周作人,记录者邓恭三。邓先生字恭三,他在山东省立一师读书时,就以记忆力强、思维敏捷、反应快,见誉于同学,故一师校内名人讲演,多由他做记录。据周作人在此书的小引中说,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到辅仁大学去讲演,“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以周作人的文名和地位,这一番话自然使年轻的邓广铭在青年学子中广为人知了,金克木、张中行都是因此书而知道邓广铭其人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出版后,周作人将稿费送给了邓先生,初入北大史学系的邓先生便用这笔钱买了一部二十四史,他的史学生涯,从此开始。 

    在大学时代,邓先生又得到难得的机缘,即受知于胡适和傅斯年。他上过胡适的“传记专题实习”,又修过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导论”。 

    陈寅恪对邓先生宋史研究的称道最为后人所称引。邓先生北大毕业后,欲向当时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申请研究经费,于是去见胡适,说明意向。胡适称好,说“三十以前做学问要鼓励,三十以后是本分”。当胡适了解到邓先生要以“辛弃疾”为研究题目,便说,这是梁任公研究的题目,你也要研究,先须写一篇东西。邓先生于是埋头写了一篇《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辩证》,一九三七年在《国闻周报》刊出,其结论是认为梁启超兄弟的辛氏年谱和辛词疏证都有许多严重错误,需要重新编写。陈寅恪先生看后很为赞赏,于是主动为之推荐,研究经费因此得以批准。邓先生后来说,“就这一篇文章,影响了我一生,是我一生的转折,从此我就不回头了。”这个转折是就治宋史而言。当时邓先生三十岁。邓先生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时,陈寅恪为专任导师,在1939至1940年间,实际上等于做陈的助教,常常聆听陈先生的谈论,受益不少,邓先生后来忆及于此,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读十年书的”。 

    邓先生临终前,曾回顾说,这几十年来,我在学术上没有停顿,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大师指导。 

    学问大家在学术发展和人才养成上的关键作用,确乎重要,邓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显例。邓先生为人耿介,有时甚至不免执拗,他的性格和为人在学界是广为人知的。他勇于承认学术上的失误,而对后学的成绩不吝褒奖。他收到徐规关于《涑水记闻》点校的意见,立即复书说:“待再版时,遵命加以改正。”他的学生梁太济指出其某文对一句史料的解释不确,他表示“所论极是,我当据以改正”。他的学生王曾瑜的《王安石变法新论》发表,与乃师观点有所不同,他说:“我算是一家之言吧。”他对后学的表扬,正如陈寅恪等大师之于他自己一样,极尽奖掖之能事,如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完成,他为之写鉴定,中云:“半个世纪以前,我曾撰写《宋史职官志考正》一文……然而写作时限短促,思考多有不周,故在刊出之后,自行检校,亦惊诧于其中颇多不应有之疏失”,表扬龚著:“说理都极精当,证据都极确凿,所以也都有极强的说服力……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境地。”他在收到《袁枚续诗品详注》后,回复著者刘永翔说:“高见卓识益我神智,实亦当今著述中之所罕睹”。其提携后学、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表露无遗。 

    我在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与邓先生的几次谈话中,颇感受到他身上所浸染的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深,此即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他在北大与胡适、傅斯年往来甚密,受知于二人,也显然不仅出于学术的理由,更是因为他仰慕胡适、傅斯年的新文化主张,他内心始终充满着“启蒙与救亡”的追求和渴望。这是我们了解这位史家绝不能忽视的地方。 

    虽然内心盛着启蒙与救亡的渴望,但学术的建树更是一个史学家的终极关怀。朱熹死后,辛弃疾有祭奠朱熹的文字,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梁启超暮年著《辛稼轩年谱》,写至此四句而驻笔。邓先生曾说,这几句竟成了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任公自己写就了挽辞。邓先生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多次吟及这四句,可以说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先生晚年的“终极关怀”。他八十五岁接受访问时说,“已经面临‘蹈火’之年,头脑和手眼都已不好使唤,因此终日焦躁不安,只想能把全副身心扑在这些工作上”。他晚年所以坚持重写《王安石传》及修改其他著作,都是为其学术名誉的传世久远负责。这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精益求精”,而是以“不朽”的终极关怀为基础的。 

    (陈来) 

    有容乃大竺可桢 

    竺可桢是一位学问渊博、胸襟开阔,且能容纳各派人才的校长,因此,各方著名学者都愿意前来浙大与他共事。浙大迁到遵义时,有相当一批留学德国和英美的浙大校友回国了。这些校友成绩都名列前茅,且获博士学位。竺先生认为他们是在本校毕业的,回母校任教要求从严,这才可以使人信服。这些博士因此一律先给讲师待遇,满一年后,再升为副教授。如著名教授徐瑞云、江希明、刘馥英等都是如此。但是他对获博士回来的非浙大校友,则一律以副教授名义聘任起薪。浙大教授都喜欢搞教学和科研,不甚乐意担任行政;可是这些工作也要有人来承担。怎么办呢?竺先生往往是带有一半命令的方式委请自己当年的及门弟子兼任。 

    竺校长十分尊重原校的元老教授。他出任时,确曾把前校长郭任远遗留下的一些镇压学生的“党棍”给辞退了,把不称职教职员调换了岗位;同时又引进了原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不少同事和学生。这样在浙大就出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流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就在这校事纷纭、快刀斩乱麻的时候,竺先生却把反对郭任远而辞职的蔡邦华、张绍忠、束星北、何增禄等著名教授都请了回来,并且一一委以重任。对于坚持职守,没有离开的浙大“元老”,如郑晓沧、贝时璋、陈建功、苏步青、李寿恒、吴馥初、周厚复、王国松等教授则一一拜访,聘任原职。这许多老教授在竺先生任职期间,都能通力合作,发挥巨大的作用。竺先生在杭州,三顾茅庐,拜访了老校长邵裴子先生,恳请他回浙大主持文科各系。并多次访谒马一浮先生,请他出山,来浙大讲学。这都可以说明竺先生对前辈或同辈元老与教授的崇敬和器重。 

    竺先生还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美好的学术研究环境,那是抗战时期,浙大搬迁到偏僻的贵州湄潭荒远的小县城里。那里没有电灯,大家都用油盏灯燃着灯草照明,工资因战争总打折扣,而物价又不断上涨,生活比较清苦。可是浙大师生都以校为家,兢兢业业,心境都很舒畅。有时我和同仁王淦昌、苏步青等教授欢聚,回忆那时情景,大家都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他们的一些重大成就,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参观时,看到我们在这些土房子里研究出震动国外的学术成果,深为感动,并赞叹地说:“东方的浙大可与西方的剑桥媲美!” 

    竺先生离开浙大以后,去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但是他对浙大同仁还是十分关心的。我们每次去北京参加会议,他总是召集我们一起去团聚。他十分关心我们的工作和成就。在广州举行的“科学规划讨论会”上,他集合了与浙大有关的师生65人,同时还为苏步青先生祝寿。一个老校长还记得比他小12岁的一位同事的生日,真是难能可贵!建国以后,我所研究的遗传学,一度受到苏联学派李森科等的排挤,诬为反动伪科学,不准在大学中再教这门课;1957年教授评级时也因遭歧视而未评一级教授。同时,还强迫我去跟那位没有文化的“中国李森科”学习。这些情况,后来被竺先生知道了,他为我不平。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他对人说:“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学术研究怎么可以带政治帽子?”在那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已是噤若寒蝉,他敢于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终生难忘的。  (谈家桢) 

    摘自《旧影》刘琅、桂芩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3月版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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