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在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学生证

　　《敦煌遗书》出版，本报记者寻踪已故藏学奠基人———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出版了，青藏铁路通车了……于道泉老先生是没法见到了。”在日前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出版座谈会上，八十高龄的藏学家王教授提起恩师，眼圈都红了。青藏铁路通车后不久，在王教授家，他对记者详细讲述了我国藏学奠基人于道泉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今天国图特藏部民族文字古籍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当年于道泉先生、彭色丹喇嘛和李启德先生采集来的

　　据王教授介绍，莫高窟藏经洞中有七千卷左右的古藏文文书，绝大多数都被窃运海外，分别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于道泉上世纪30年代初就致力于藏学研究，在巴黎大学师从巴考教授，研讨古藏文，希望自己能对探索敦煌古藏文文书作出贡献。

　　“上世纪30年代初，他就负责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集满、蒙、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的文献。今天国图特藏部民族文字古籍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当年于道泉先生、彭色丹喇嘛和李启德先生采集来的。”1949年回国之后直至去世，他都兼顾着善本部的工作，被称为国家图书馆“不拿工资的馆员”。

　　■给泰戈尔做翻译，命运因此改变。公派法国学藏文，上课两周后，教授对他说：“我真的教不了你。”

　　“于先生走上藏学之路，转折点是泰戈尔访华，那年他24岁。据他的三妹、陈云夫人于若木回忆，于道泉和泰戈尔的合影一直挂在山东临淄葛家庄祖父居室的墙上。”

　　1924年于道泉获公费留美资格。此年恰逢泰戈尔访华，于道泉因英文能力出众，而被推选担任其济南访问的临时翻译。

　　当泰戈尔行至济南佛经流通处，于道泉以自己的一点佛学知识，介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此举让泰戈尔大为惊异：“你是我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有兴趣的人。”当时，泰戈尔正忙于在印度创办国际大学，并寄望于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派留学生。于是，他建议于道泉同去北京，然后准备赴印留学。于道泉也已为这位印度学者折服，便欣然应允，并决定放弃公费赴美的机会。

　　此举使得于道泉父亲勃然大怒，但依然未能动摇他的意志。他跟随泰戈尔来到北京，只是不料最终未能成行，因为泰戈尔的学术交流计划，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达成共识。泰戈尔离京前，把时任北京大学梵文教授的钢和泰男爵介绍给于道泉，并对他说：“这位从立陶宛来的爵士可以教你梵文、藏文，可以满足你探索生命秘密的要求。”

　　跟随钢和泰学梵文、藏文期间，于道泉就住在他家。在钢和泰的梵文课上，于道泉负责把钢和泰的英文当场译成现代汉语，并因此每月获得10元工钱———只是这笔钱又被他如数交给钢和泰的厨房大师傅，用作餐费。在当时给妹妹的信中，于道泉曾写道：“我现在每餐用梵文就着窝头吃，恐怕全世界没有第二人了吧！”钢和泰评价说，于道泉三个月学习的进步比别的人一年还快。

　　1934年，于道泉被公派法国留学，到巴黎大学攻读藏文。上课两周后，他师从的教授对于道泉说：“我真的教不了你藏文，你的水平比我高，我有许多问题要向你请教。”

　　■于道泉掌握了13种语言，没专学过俄语，可翻开俄语词典，连翻几页居然无一字不识，那时他的上衣、裤子上到处缝了口袋，用来装单词本

　　“有人曾统计过，于道泉会13种语言，其中包括藏、蒙、满族语言及英、法、德、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语等语言。他没专门学过俄语，但跟前苏联学者有过俄语书信来往，还曾说，翻开俄语词典，连翻几页居然无一字不识———可能是他掌握语言方便了。”王教授告诉记者，于道泉于1992年4月12日在北京辞世，一直到老，他的脑子都好使。“回国时，他从国外带回了养蘑菇的先进技术；他最早提议，西藏日照时间长，要利用好那里的太阳能；九十岁的人，报上公布的数字还可随时记忆，拉封丹、培根的作品能将原文背得一字不漏。”

　　早在1922年就读于齐鲁大学期间，于道泉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世界语，不到一年即掌握———当时山东就他会这门语言，他还把许地山的散文诗《空山灵雨》译成世界语，从此二人结识。“据说那时于先生的上衣、裤子上到处缝的是口袋，用来装单词本、字典、笔记本等，随时随地都可学习。”在齐鲁大学念书时，于道泉就有了个绰号，叫“小字典”———当时他已能圆满地解答同学请教的绝大部分问题。

　　■1949年回国后，由衷地要求自己做“新人”，为体现按劳分配，就给做家务的夫人发工资；领导强调：“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他就托人买了一只奶山羊，让老太太沿着紫竹院公园外的河边放

　　季羡林在文章《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中写道，“他曾经为了学习西藏文和蒙古文，干脆搬进了雍和宫，同蒙藏喇嘛住在一起，因此得绰号‘于喇嘛’。他在巴黎时，听说西红柿有营养，就天天只吃西红柿，一天吃掉五六斤之多，结果泻了肚。在伦敦时，适逢陈寅恪先生在那里治眼疾。为了给寅恪先生解闷，他天天到医院里去给陈先生读书、读报，读的书中就有《资本论》。”

　　于道泉1949年回国后，努力学习新政策，由衷地要求自己做一个“新社会带头守法的公民”：见夫人每天忙于家中家务，就“新事新办，你按劳取酬，我也不剥削你，两全其美”，每月按时给夫人“发家务工资”；领导强调“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道泉觉得在理，就托人买了一只奶山羊，让老太太沿着学校西侧高粱河、紫竹院公园外的河边放羊；唯恐下雨，又给老太太添置塑料雨衣，还给羊配了块塑料雨布；为了不让老太太放羊寂寞，又给买台收音机，让她边放羊边听广播学习。“那会儿，人们常常可以在下雨天看到一位老太太，身着溜光溜光色彩艳丽的雨衣，斜挎收音机，一手牵盖着雨布的奶羊，在河边溜达。”

　　■于老从国外回来后一直没有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于道泉自己是这么解释的：“30年代就去了海外，一去十五六年。如今，革命胜利了，自己再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再做一名老龄党员惭愧啊。”

　　王教授是于老的第一批学生，在他身边工作过几十年，“下放时，我和于先生、吴文藻、谢冰心等人都在湖北潜江。”但好长一段时间，王教授不知道自己的老师曾是共产党员，于老从国外回来后一直没有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于道泉自己是这么解释的：“30年代就去了海外，一去十五六年。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内人民浴血奋战。如今，革命胜利了，自己再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再做一名老龄党员，难道去摘千百万烈士用鲜血凝成的果实，享受党的荣誉?惭愧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身为中共地下党员，于道泉先生为革命做了不少事，但他从来不提。“早在上世纪20年代，于先生作为共产党组织成员领导过萧乾在中学里开展的共青团运动。从于先生保留的十几封萧乾亲笔信看，他俩关系非常亲密”；二战结束时，于道泉把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变迁》译成法文，向西方介绍解放区的新文艺、新生活和新人新事……

　　■回国后，单位曾分给于道泉一把皮面椅子，他见有人分的是布面的，就说“这屁股也有区别啊”。在帮别人时花钱于老几乎没有不舍得的，且“挖空心思”让被帮助的人不觉尴尬

　　回国后，单位曾分给于道泉一把皮面椅子，他见有人分的是布面的，就说“这屁股也有区别啊”；他老吃用热水瓶泡米煮熟的饭，“据萧乾先生回忆，于先生在英国就经常这么干”；他回国后就再也没穿过西装；直到八十岁，他还骑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别的都响”的自行车去国家图书馆，从不张口问学校要车；陈云、于若木到他家拜访，于先生也不让他们坐公家的车来。

　　相较对自己的“严苛”，他对别人特“大方”。在帮别人时花钱于老几乎没有不舍得的，且“挖空心思”让被帮助的人不觉尴尬：北京十九中有位当传达的老工人，身患癌症，却家庭窘迫，于老得知后，就“委托学生向他学习接骨术”，每月支付“学费”40元钱。在他家，长期有三位工作人员（打字、抄写和杂物），每人每月40元。“他的钱绝大多数都花在买书、搞科学试验和付所请助手的劳务费上。他买书和别人不同，同样的书他一买就是十几二十本，这样方便送人。”

　　记者手记

　　敬畏"狷介"

　　寻访于道泉老先生，最初是“心有戚戚”的。一提于老，王教授便用了“狷介”二字。《孟子·万章》有言：“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王教授说，于老生前非常低调，不接受任何专访。一阵惴惴不安过去，王教授答应了我的请求，愿意在我看罢于老相关资料后跟我谈，但要求报道不透露他的名字。

　　按今天这世道，于老先生真不是个聪明人，若撇开一批接一批献身藏学事业的学生，和“于道泉”仨字相关的“成果”，其他少得可怜。

　　在季羡林先生戏称“于喇嘛”期间写就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1931年），算得上于道泉著述中的“重头戏”。不懂藏文，单看于先生翻译过来的中、英文，便可深味藏语之美：

　　“彼女不是母亲生的，是桃树上长的罢。（伊）对一人的爱情，比桃花凋谢得还快呢。

　　“Isthegirlnotbornfromamother，Andwasproducedonapeachtree.(Her)lovetowardsamanwithersup，Evenquickerthanthosepeachflowers.”

　　这些诗行，使人第一次觉得“藏学”和今天的自己如此亲近。于老的另一句译文———“宝贝在手里的时候，不拿它当宝贝看”提醒了我。“他在世时，别人就不大知道他，以后知道他的人恐怕越来越少”。

　　只能祈求老先生原谅了，原谅晚辈未经允许，就冒昧地用拙笨文字书写他———依然借用于老译介的诗吧：

　　“秘密也无用了，足迹已印在了雪上。

　　“Thereisnousetokeepitsecret(now)`Footprintshavebeenleftonthes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