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季羡林 振聋发聩论

季羡林先生近影

　　好一派泰山雄姿，岱宗风光！诗思澎湃，华彩飞扬，令人欣然激赏。如此诗篇，倘若出自青春少年之笔，倒也罢了，孰料发于近乎百岁老人之胸襟，岂不叫人惊疑叹绝，肃然立敬！飞流悬瀑，霞彩虹霓；烈士壮心，英气勃发。正是一等胸襟，一等境格，方才成就得一等诗品。第１９届诗人大会将“世界桂冠诗人”之殊荣，与鲜花掌声一起，敬献给这位中国诗人――季羡林，感动的不仅是读者，还有那座巍峨泰山。

　　泰斗的著作

　　然而，季羡林先生首先并非诗人。其第一成就，应在学术领域，而非文学。他乃杰出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其次方为大家喜爱之作家、诗人。他对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典文学、印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关系等方面之研究，精深之至，空谷足音，铸成一座叫人仰止的高山。

　　《季羡林文集》正在不断整理出版中，仅就已经汇编成的文集而言，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实乃其中之重头戏。《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安探》、《〈大唐西域记〉今译》等论著及《沙恭达罗》、《五卷书》、《罗摩衍那》等译著，虽因专深尖端，曲高音稀，但其积蕴和放射的学术价值之光，穿越春雾夏雨秋气冬雪，温暖地映照着人类的天空和历史的容颜。

　　如此一位学术大师，偏又写出一篇篇精美绝伦之散文诗歌，横峰竖岭，蔚然深秀，叫人怎能不叹赞一声：了得！

　　山西旅游学会会长、作家杨建峰先生，系我兄长，走到哪里，都带一册季老的散文集《留德十年》。杨建峰先生感慨系之：这本书，他读了多少回都读不够；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好；哪里读，哪里好。

　　我一位朋友叫丁仕美，是煤矿书法家，他对季老的书近乎一种痴爱，大凡遇到季老的作品，总会眼睛一亮地买回家。若遇情绪低落或心情郁闷，他便拿出季老的《留德十年》拜读，从崇高昂扬的文字旋律中，汲取人生乐观进取之力量。

　　台湾知本家文化出版公司社长刘灿荣先生，也乃我一位兄长，一次他与我言，台湾许多读者，四处找寻季羡林先生之著述，希望他的公司能予出版……

　　季羡林，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名字，毋宁说是智慧、才学和品行的一种象征与标识，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生曲径与心路历程之记录、折光和解读。

　　季羡林带给我们感动的，不是某一个年度，而是许多个年度。由此评说，中央电视台“２００６年感动中国人物”之荣誉敬授季老，虽初衷和愿望美好，但却未必与实情相宜对称，抑或是受誉者的一份难以承受之轻。一海碧波，焉能湖泊盛之？

　　振聋发聩之论

　　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初，针对西方极端“科学主义”带来的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自我膨胀之后遗症与副作用，季老从《“天人合一”新解》落笔，以人与自然间的“文本关系”切入，高扬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良知、责任和理论勇气，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作了宏博深阔的思考与阐论。铿锵有力地回应和反拨了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的“文明的冲突”之论调。

　　季老从椅子上昂然站起身来，一脸严肃地指出，科学决非万能之计。他提请我们务必择两句话记之，一句系歌德所言：“大自然从未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一句乃恩格斯所讲：“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自然界对我们都进行报复。”我的耳畔不禁响起了来自全球的１５７５名科学家于１９９２年共同发出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

　　季老认为，西方文化之思维模式乃为分析，而东方文化之思维模式则属综合；前者以人天对立、与天为敌为思想指导，以征服自然、暴烈索取为快为荣，后者则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为宇宙之观；前者一分为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者合二而一，注重普遍联系与整体概念，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结论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实属历史之必然，只有不同文化的融合才能产生更高一层的文化。而结论之耀眼光芒在于――融合，须以东方文化为主导。

　　季老响亮的声音、新锐的观点和充满力量之论辩，激浊扬清，驱云拨雾，在学术界、理论界乃至读者中掀起的积极而强烈的反响，用感动一词已远远无法概括。其深度影响，必将以投石激浪之势波及未来。

　　事实上，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为中国文化散发出的强大历史魅力而吸引和迷恋。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便把“万物归于一，一寓于万物”以座右铭视之。法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因创立均衡理论，被誉为洛桑学派的奠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纳什构建的“纳什均衡”理论，甚至“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这些经济学理论发散的强烈的“均衡”意识，实乃社会思潮或潜流的某种折射、反映与前瞻。

　　均衡或平衡，实为宇宙万物间默契与互动的原形态法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市场的资源配置，都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平衡或均衡，在一定的理论刻度上，契合着中国古代的中庸之意。而中庸的终极效果在于和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谐，首先须与大自然融洽相处，正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或是人天对立，这是人类生死存亡而迎接的第一考验与选择，是必须严肃作出回答和解决的首要课题。敌视自然，无异于敌视人类自身，因为人类属于自然的一个部分。

　　更为可贵的还有，对于“和谐”与“天人合一”，季老思考的锋芒，不断切开以往的包括自己理论研究成果的结构层面，指向更深度的掘进与发现。２００６年８月，他在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探讨“和谐”时说：“有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大师与后学

　　现在，年近百岁的季老，虽身住医院，但他一手把病魔推在一边，一手继续快乐地读书阅章，笔耕不辍。俨然一只沉醉之春蚕，一支热烈之红烛。我由此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生无所息。”

　　“生无所息”，乃孔子教育学生子贡所言。生无所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基因，一脉热血。

　　我对季羡林这位老人充满景仰之情，不仅源之于他和他作品的感染，而且包含着他对我长篇学术散文《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的偏爱与褒奖。

　　由于此书以云冈石窟为题材，自然涉及到了佛教，一位朋友读了之后就说，季羡林先生还是一位佛学大师呢，何不送老先生讨一赐教？

　　朋友的话令我“顿悟”，我遂想，这本书若能走进季老的阅读视野，若能获得季老的批评，那不啻是一种幸运。于是我便拿一本书出来，恭恭然在扉页上写下请季老赐教一行字，交给这位朋友。

　　书转到季老手里，据说因为眼睛看得费力，季老只好让秘书一段一段地读与他听。“听”了这本书，一天，季老兴浓，就写了两句话：“北魏画卷，云冈诗章。”

　　看到季老的题词，特别是“季羡林”三个字和“时年九十有五”的落款，我心里顿然燃起火焰般炽烈的激动与崇敬。我以为，这不仅是季老对拙作的评点，更是他对云冈石窟和开凿云冈石窟的那个北魏王朝历史功绩之礼赞。因为云冈石窟，既为印度佛教在中国流播的一座纪念碑，也乃再现佛教中国本土化之一轴艺术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