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采访。在延安，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边区各地采访，次年写成驰名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书中部分内容后来单独出版，这就是曾经风行全国的《毛泽东自传》。 

    1937年9月至1938年1月，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延安、上海等地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出版热 
点。陕西的延安书局、延安文明书局，上海的光明书局、国民出版社、文摘出版社、前锋出版社、救亡图书出版社、新时代出版社等，都出版过《毛泽东自传》，有的还有再版、三版，发行范围遍及全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毛泽东自传》的诞生 

    斯诺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7月16日和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长谈。斯诺对毛泽东的印象非常好，认为他是“很像林肯的人物”，并感叹道：“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7月25日晚上，当毛泽东讲述完红军长征的全部经过后，斯诺提出了为其作传的问题。但毛泽东在谈话中总是“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只是谈长征、谈革命、谈党、谈普通的红军战士和英雄的故事。毛泽东把革命取得的胜利完全归功为党的正确领导，并向斯诺列举了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等18位领导人的名字。关于长征的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兴致很高，欣然提笔挥毫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赠送给斯诺，并建议斯诺到红军前线采访。 

    斯诺从前线采访回来后，经过几次“好像是在捉迷藏”式的交谈，毛泽东终于答应讲述自己的“个人历史”。连续十几个晚上，毛泽东在昏黄的烛光中第一次把自己的“自传”告诉别人，讲述了从1893出生至1936年间的主要成长战斗经历。《毛泽东自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全书共分四章：一颗红星的幼年、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揭开红史的第一页、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写到：“每次和毛泽东谈话时，全由一个留学生吴黎平任翻译。我的记录用英文写出后，交吴氏译成中文，然后让毛泽东加以修正。毛氏对于任何条文条目都一定要求其详尽和精确。”但斯诺的记述并不完全准确，1979年，吴黎平专门就翻译一事做了说明：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是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的。 

    关于传记发表时使用什么人称，斯诺还和妻子海伦.斯诺有过一番争执——斯诺要妻子把毛泽东的自述压缩并作摘要，他准备用第三人称把某些部分重新写一下。海伦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心脏和脊梁”，应当使用第一人称、忠于毛泽东的原话，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 

    《毛泽东自传》的版本 

    《毛泽东自传》版本繁多，较著名的早期版本有1937年9月延安文明书局出版的张宗汉译本、同年11月上海文摘社出版的汪衡译本、陕西延安书局的张洛甫(张闻天)译本以及上海光明书局的翰青、黄峰译本等，各译本的文字略有出入，甚至章节分法也不一样，大部分《毛泽东自传》分为四章，但在重庆、成都等地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却分为六章。在已经发现的各种版本中，以汪衡译本影响最大，200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青岛出版社重印的《毛泽东自传》，均以汪衡译本为底本。 

    1937年2月1日，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的《文摘》月刊创刊，同年8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在“人物种种”栏目开始从《亚细亚》(Asia)杂志上转载翻译成中文的《毛泽东自传》。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文摘社打算全文刊载完毕后出版单行本，但受到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幸而得到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的大力支持，他还专门题写了书名。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自传》顺利出版，首印1万册，后再版时印刷6万册，发往当时的北平、南京、开封、安庆、成都等15个分发行所和全国各大书局代售。 

    《毛泽东自传》首次向“国统区”读者展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丑化为“土匪”的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和思想，因而“引起莫大的关注”，译者汪衡也因此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陈立夫主管的“教育部”向复旦大学校方要人，杂志社便派汪衡去武汉办《文摘月刊》，后来又转往香港和重庆等地工作。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自传》曾作为《中国共产党年表》的附录在解放区印行。1947年7月，党领导下的胶东新华书店在青岛解放区印行了《中国共产党年表附毛泽东自传》。该书无定价，印数一万册，封面为白色，有毛泽东近照，书名采用宋体套红字。《毛泽东自传——一颗红星的长成》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年表》的“附录”形式出现的，正文书名的“毛泽东”三个字为毛泽东手迹。该书以“文摘版”为底本，除删除部分文字外，还在行文上做了千余处修改和润色，为当时党内的“学习材料”，权威性当在“文摘版”之上。同年11月，该书重印3000册，封面改为米黄色。 

    1947年10月和1948年8月，处于解放区的冀东新华书店和大连大众书店分别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年表》，包括“中国共产党年表”和“毛泽东自传”两部分，内容与胶东新华书店版的基本相同，应该是根据该书翻印的。 

    “文革”初期，以《毛主席的回忆》为书名出版了《毛泽东自传》。1967年，为庆祝毛主席74岁生日，旅大公交系统职工根据北京政法学院《国际共产主义》的材料，翻印了《毛主席的回忆》，封面图片为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全书65页，16开油印本，译者不详，除“自传”外，还收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圣地——延安》等文章，前文为访问杨开慧烈士的哥哥嫂嫂的谈话，后文介绍了革命圣地延安的风光名胜。《毛主席的回忆》与《毛泽东自传》相比有较大改动，“自传”分为四章，而“回忆”分为六章，二者似乎并不是根据同一个底本翻译的。“自传”的目录更富有诗意，如“一颗红星的幼年”；而“回忆”的目录更传统，如“少年时代”。《毛主席的回忆》与重庆、成都等地发现的《毛泽东自传》章节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其“抄本”形式。《毛泽东自传》不仅对研究毛泽东早年革命生活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而且为“红色经典”的出版发行留下了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