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历史,何以职业史家缺位? 
  2006年08月24日16:5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为了对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2006年3月25日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召开了“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编纂”座谈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以及《历史教学》编辑部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上述他的发言正出于此。

    关于历史学问题,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此次讨论会因病未能与会)认为,历史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与诠释。(何兆武《历史学是科学吗?》,载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1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两个层次其实也就是历史教科书所应该具有的两个方面,教科书一方面要传授知识,告诉学生基本的历史史实,然而这些“史实”其实与第二个层面“史实的理解与诠释”是无法分离的,而且这种理解和诠释往往决定了传授什么样的“史实”给受众。所以,教科书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中国古代有“灭其国,先灭其史”的说法,现代世界似乎在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的普遍主义,但教科书却越来越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传统、国家认同的现实意味。比如,以色列的历史教材,就特别突出犹太人的历史谱系,为了证明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他们觉得必须写出自己的历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古代的史学编纂大体遵照的是“戒鉴史学”的思路,比如《资治通鉴》的名字具有的涵义。中国自从进入近代以来,开始按照新的方式编写历史教科书,像早期的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及一直到晚近还在使用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的中国史教材等等,无不比较多地借鉴了西方教科书的编纂方法和形式,这些教科书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认知。最近北大出版社出版了雷海宗在老清华期间编纂的《中国通史选读》,尽管他在论述之外配合了大量的阅读资料,但它的最大特色仍是以一种完全西方式的哲学来诠释中国通史及其材料。现在看来,这些教科书仍有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它们有比较强的时代色彩,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学生的开放理解,导致学生不认真读文献,也缺乏吸引力和生动性。因此,在葛兆光的策划下,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为主体,编写了一套《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一册,隋唐至清一册,晚清民国两册)。之所以编纂这套《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为的是尝试一下历史教科书的新编纂方式。这套书以参考资料集取代通行的教材,在每一章节中,作者以简要的引言提示思想史的大概脉络,希望这种简约的引言既不至于以很僵硬的观念和框架限制学生的思路,又能以关键文献加上注释的方式让学生精读文献,把这些文献吃透,以更多的文献阅读启发学生多读书,改变过去只读教材背教材的弊病。这套参考资料集在每章末尾还附有参考论著目录,让学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进阶性指引。在编纂形式上,是把何兆武教授所说的“对史实的认知”与“对史实的理解与诠释”这两个步骤融合在一起,改变过去的历史教科书缺乏足够的历史资料,无法形成对史实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知的问题。同时,该套参考资料集试图在对史实有尽可能完整的认知的基础上,让读者自己形成对史实的理解与诠释,学生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培养了对史料的解读和诠释能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而不是以往教科书所做的把历史的诠释灌输给学生,使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已有的观念,根本达不到“史学使人明智”的应有效果。

    在讨论会上,与会者对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编纂以及《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以下简称《资料集》)的这种教科书编纂新形式进行了热烈讨论。《历史教学》编辑部蔡世华认为,这套《资料集》的精神在于尊重学生的思考能力,把学生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再把他作为一个罐罐往里面灌东西,不再把概念、结论灌给学生,不给出确定的答案,让学生学会思考。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把史料准备得很充分,老师在讲授的时候就有很多原料可供讨论,或者采取辩论会的形式,或者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进行历史教学,这套参考资料集为此提供了一个基础,可以把历史教学弄得生动一些,学生就会比较爱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则认为,教科书很难做到葛兆光所期望的“无框”,要做到“大象无形”很难,但是这应该是一个追求的方向。他说,教科书的法度或者框架,究竟到什么样的度是合适的,光靠说是不行的,需要每一位在教学科研上都在努力的历史学界的同行共同来努力,在实践当中把它进一步完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黄卓越认为,《资料集》是通过原生态、未经阐释的史料汇编来展示思想史的面貌,以此而避免过去教科书的一些弊端,可以直接让读者到达历史现场,与历史进行直接接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杨念群则对资料集是否能取代教科书表示有疑问,他认为资料实际上背后的那套逻辑并不透明,你让学生阅读资料,有的学生看得出来,有的学生看不出来,这样不明的逻辑怎么揭示出来,这是教科书的任务。而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教科书揭露自明的东西太透明,有笼罩一切的霸权做法。杨念群认为教科书仍然重要,资料集是为新教科书编撰服务的,而不是取代。资料集的编写跟教材的编写应该是互动的关系。他希望以后能有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解读和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编写多元化、个性化的教材。

    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陈苏镇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通史的教学,也参与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些年在中国通史方面教材的建设工作,如对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进行修订。他认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不太需要教科书,真正最需要教科书的是本科新生,如果直接从史料勾画历史过程的话,至少要读《资治通鉴》,但作为刚上本科的学生来讲《资治通鉴》根本没有办法消化。所以,陈苏镇觉得还是相对要有一个框架,先让学生掌握,脑子里面有一个架子,学的知识有地方放,逐渐积累起来之后,知识丰富了,对历史有理解的,对书的框架就会淡化。他认为教学过程中应该要有资料集,但是,让学生读的教材也还是应该要有,特别是一年级的学生。有了教材之后,老师们在课堂上讲课就比较自由,可以将自己比较有心得的部分、重要的部分展开来说,然后配一套资料集,让学生读一些原始资料。同时编辑一套历史论文集,可以给学生提供历史研究的示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黄兴涛则对陈苏镇的意见稍有不同看法,他就他的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来说,他认为在有个性的近代思想史著作很少的情况下,编这种资料集目前更需要,更有价值。对于目前高年级的历史学生或者研究生来说,这样的教材非常需要。他说这套思想史资料集的近代部分,选择了很好的主题,精心选择了文本,认真做了注释,而且做了简明扼要的评点,比如,现代化那部分,并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论。黄兴涛也提出来很多不同意见,比如建国问题,缺少了一些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比如民权问题。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侯旭东认为,历史是一种认识过程,所以,教科书应该有学术史方面内容,无论讲中国通史或者中国思想史,应该对学科门类的发展对学生有一个交代。他特别强调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认识史,在讲授认识史的过程中,也是让学生体会到史学研究方法的过程,这对学生是种很好的训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宝国则希望还能有这样一套类似“名作欣赏”的史学论文集,看这些经典的作品并不是看结论,而是配合资料指导学生读名著,看大家怎么解读史料的,这样对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会非常有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双林认为,除了资料集之外,还希望能有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情况的介绍。

    清华大学教授彭林对教学有很深的研究,他说,以前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教材是课程建设之本》,大学的学科建设主要还是课程建设,假如没有一套教材,你上课可能特别随意,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虽然讲了很多年但是很散。他很赞成,认为思想史的学生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研究问题,都要从材料出发,而且是下苦功读过材料,最后出来的思想史才是有根的,才是站得住的。如果不从文献出发,思想史研究会走到歧路上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对历史资料集的编纂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她首先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编辑一套《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是有魄力的事情,想法也很有创意。关于资料书能不能代替教科书?刘志琴认为是可行的,因为资料是讲的事实,是当时当地的讲话,事实是最有权威性的。历史学应该扩展视野,她曾主编过《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她认为历史学的视野应该拓宽,生活史、社会史的内容都应该进入历史,让历史丰富生动起来。同时,她认为《思想史参考资料集》讲究的是一般的知识与信仰,而这些基本概念是来自西方,中国学术界需要用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语言来研究历史,需要强化历史研究的自我主体性。 

    关于历史教学的编纂形式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孙燕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具有多年的教材编辑经验,中学的教科书和大学教科书的编纂都参与过,她认为教材的编纂首先应该注重形式美,只有形式美才能使学生爱读,教师爱教,才会起到好的作用,起码是导引的作用。在这方面来,她以美国曼昆编写的《经济学原理》为例说明如何使教材艰深的内容活泼起来,让学生能够接受。其次是怎样选择内容,孙燕京强调大学教材的内容必须用事实说话,而不止是灌输概念。另外,她认为这套《思想史参考资料集》的一大好处是在以史料说话的基础上,还能注意到学术前沿动向。不过,孙燕京认为这套书的一个不足是形式美方面有欠缺,应该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研究员则希望在近代史部分的史料上能注明发表的时间,因为某一种思想它在某年某月提出来,当时可能是先进的,但过十年以后提出来可能就是落后的。她还希望把参考文献和参考论著在目录里体现出来,这样会更方便读者。

    最后,葛兆光对与会代表提出的看法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之所以想用参考资料集替代教科书,实际上是看能不能改变固有的叙述脉络,从而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另外,用参考资料集代替教科书,还针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不读文献、不读书的现象。葛兆光表示,他也同意最好教科书和参考资料集能够互动,但最要防止的是“定于一”的教科书,那样会扼杀历史和思想的丰富性。他还提出了这次策划《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的一些缺憾,原本设想应该有一本国外的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选取一些重要的外文原文资料,并加上中文提要,使学生能对国外的中国学有基本了解,期望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做出来,很可惜。另外,最好还能有本《中国思想史参考图集》,改变以往《中国历史参考图集》比较呆板、文字和图片关联不紧密的现象,这次没有做出来,也很遗憾,主要有很多技术上的原因,包括图片的版权,还有如何用尽可能少的文字来做图像的提要,能够把它连缀在一起等等。

    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编纂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大问题,这次讨论会以《资料集》为核心对此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探讨,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改变旧有模式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正如葛兆光教授在《资料集》的前言“可以用参考资料来代替教科书么?”用的是设问句式而不是肯定句式,表明要改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未来的路还很长。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责任编辑: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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