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阅读中国?
  2006年09月04日14:38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尽管我已经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面对众多中国读者对“阅读中国”系列的漠视,但事实比我的推测走得更远,这套不错的汉学从书,从2001年年底开始推出,一直到最近整个丛书出版工作完成,一直没有引起读书人的追捧,相反,局面相当清淡:除了编者,翻译者在丛书的前后感叹了一番,书评界集体失语,理论界也不以为然,如此卓越的学术成果,似乎就这样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本版撰文:苏小和
  
  一半是当下,一半是范式
  
  刘东在这套书的总序里已经陈述了读者的精神煎熬:“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刘先生一方面担心我们“心智的僵化和老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尽量洞开”,一方面却又担心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我个人认为刘先生的担忧过多地援引了内心深处的殖民地意识和民族主义自尊心。在寻找我们心智的僵化、文化分析失语的诸多原因中,如果把国外汉学对中国的影响排列在主要位置的话,这必然会遮蔽掉我们这些年学术水平苍白的真正原因。而且,一旦形成上述思维定势,所谓的“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便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幌子。

  从“阅读中国”内容上看,可能更容易找到我们失语的主体原因。《腹地的构建》这部对中国现代史上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全新评价的著作,采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认为一些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其他地区系统的不发展。《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研究了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以后在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进而探讨了国家与农村社会,国家领导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将问题意识从国家形成转向国族建构与历史书写的主题上,同样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震荡与影响。《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则认为,“延安道路”使占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获取更大权力的那些政策,如减租减息和税制改革,互组合作等,引发了中国比较初级的民主政治。

  我的意思是说,上述著作所涉及到的题材、所阐述的观点,恐怕在中国内地过去几十年内是没有学术空间的,如此,我们何必过早担心外来学术的参与和覆盖?现实是如此明显,今天中国内地的学术建设,首当其冲的问题应该还是学术自由问题。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来与世界进行良性的互馈?

  沉甸甸的著作摆在这里,我相信编者的意图是在陈列一套学术体系。如果说上述4本著作着眼于当下,那么另外4本著作则是对更久远的历史进行挖掘;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前者更倾向于政治与经济的范畴,后者则是对文化、哲学、集体无意识的分析。两方面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当代汉学的体系。《孟子心性之学》尝试通过争论达到对于人性的一种更为成熟的理解。《先哲的民主》试图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几百年的误会,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显然试图在范式上有所建设,指出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著作的结尾不同于起初对他们的假定。而《怀柔远人》不再像多数史学家那样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寻找所谓真相,正相反,他将多种陈述均看做是历史实体中的一部分,这种多重的陈述本身即携带了大量历史信息,因此,在其他史学家孜孜于考证真假以“净化历史”的时候,何伟亚则将各种不同陈述都纳入其视野之中,一并做出了理性的比较分析。

  方法论的价值在这里突显,再加上先前提到的学术自由,我相信“阅读中国”系列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当下阅读中国最理性的路径之一。尤其是在信息渠道继续人为堵塞的情况下,主动拿来海外汉学成果,这比空谈民族学术的失语和海外汉学的泡沫化,至少要脚踏实地一些。
  
  细读

  乡村之痒:真实展现一个村庄的生存与一群农民的生存
  
  我是地道的农村人,18岁之前一直在农村,学校毕业以后,又在湖南西北的一个地方政府当了6年的秘书,如此经历,使得我既了解农民的具体生活形态,也了解地方政府是如何管理农村经济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一直对《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之类的著作极有兴趣。我甚至自己设计了一个学术计划,等我有闲的时候,回到我出生的那个村庄,住上几年,好好观察乡亲们的具体生活,用我这些年学到的一些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知识,去真实地展现一个村庄的生存与一群农民的生存。这个念头成为压在我心头的任务,只要闭上眼睛,老家的样子就浮现出来,他们闭塞,委琐,固执,多少时间过去了,他们的存在似乎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文本。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再一次让我手痒,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我即将从事的工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多少年一直堆积在我心头的疑虑在这本书里都有回应,比如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以后在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从减租减息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究竟给一个个具体的村庄和具体的农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农民与战争究竟有什么关系,与火热的国家建设又有什么关系,包括它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领导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地方干部与农民的关系,这本书都给予了几乎是透视性的展示。

  作为三名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授,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在与村民们以及国家、省、专区、县、公社、村和街道的许多干部的反复交谈中,逐渐形成了中国乡村的五大问题:党国体系的动力问题、民族文化的连续性、新民族主义的促动与牵制,绝对强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和农民的权力问题等。

  三名作者的学理性推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比如作者认为,1949年不是一个经济的分水岭。在长期以来通过群众性改造消灭了私有财产的最大程度的聚敛之后,组织给农民贴上阶级成分,使用没收和暴力手段进攻假想中的阶级敌人,一方面,这种状况事实上在1949年就已经大面积出现,人们只能学会扮演。另一方面,这种状态呈蔓延之势,快速向新时代延续,并成为一种主流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

  这样的描述相当触目惊心。一个大家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1978年甚至都不是一个分水岭,至少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力问题仍然是一个模糊概念,农村经济的拉动力仍然是一种行政性作为,而非市场作为。当然,这样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正是本书,引发了我们对当下农村问题的思索。
  
  比较

  提倡实证的学术方法
  
  我一直在记忆里搜索与“阅读中国”系列类似的著作,希望通过比较的方式,进一步理解其价值。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威廉·辛顿的《翻身》,现在看来,这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的作品,其赞美性质的姿态,在渲染的同时,却忽视了危机,不过辛顿的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兼而有之的笔法,相信对于现在的学术研究仍然有价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必然在比较之列。由于费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调查中已经揭示了副业、贸易和运输业对农民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当先生在中国农村经济集体化之后再次回来开弦弓村调查时,他看到的是农村经济的凋敝,我们相信费孝通先生比谁都知道,中国农村已经失去什么和正在失去什么。这么看起来,费先生的著作由于局限在一个狭窄的时间里,因此失去了历史轨迹的预见性,这跟《阅读中国系列》相比,应该说也是有一些差距的。

  最近读到内地学者高王凌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略具气象。事实上,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农民怎样在饥饿的年代偷吃的书。吃是主题,偷则是方法。一个时代的中国农民几乎群体性地借用“小偷”技术,来为自己偷一些饭吃,从而不至于饿死。这样的主题是有价值的。国内有关三年大饥荒的著作本来就少之又少,仅有的几篇文章多半从宏观入手,而这本书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农民的遭遇开始,真正深入到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不过其局限性也相当明显:主要是题材相对狭窄,材料相对不足,尤其是数据不足。这导致作者必然以文学手法介入,因此削弱了其文献价值。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学问,“阅读中国”系列给予我们的提醒是非常突出的。在欧美,有相当一批新生代中国学研究人员,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由原来对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进行的社会变革的大致认同,到经过冷静地思考,进行严肃而认真的学术研究,得出了许多让人深思的结论。他们从微观入手,在大量细致的实地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很显然,这与我们内地偏重于宏观分析,仅从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影响农村的单一、单向的研究思路大异其趣。

  我注意到了这些著作的作者们非常严谨的实证主义作风。《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三位学者从1978年开始从事这项研究,到著作出版,前后经历了13年之多。作者们感叹:“简直数不清有多少饶阳县特别是五公村的朋友帮助过我们,即使这些会给他们带来不便。”从1978年开始,三位学者和那里的村民打成一片,眼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高兴地参加过农民的婚礼,也曾悲伤地在农民的坟墓前献过花圈。他们还睡过老乡的大炕,吃过鲜美的饺子,也喝过衡水老白干,欣赏过河北梆子,甚至在偏僻的田间小路上被强盗打劫过。在那样的年代里,学者们与农民建立了尊重、信任和友谊的关系。此情此景,与国内学术研究中急功近利,浮光掠影,片面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的学术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方法论上,欧美学者更是体现出了崭新的范式。他们积极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这与我们传统的史学方法很不相同。传统方法偏重考据,辨伪,偏重于用现有的文献资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导致我们的学术研究又出现了方法论上的危机,加上之前的学术不自由和普遍的功利色彩,我们的学术事业真是岌岌可危也。
  
  “阅读中国系列”丛书(部分)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著,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26.00元。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美)彭慕兰著,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28.00元。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版,20.00元。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黄宗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版,22.00元。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版,22.00元。
 
 

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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