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绝对的距离。因为每个名人都曾经是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日后都可能成为一个名人。普通人与名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影响人生的一件小事。那么，名人与我们之间究竟有怎样不同的成长经历呢？是什么样的小事能让一个孩子日后成为名人？《影响名人一生的一件小事》告诉我们，要成为有所作为的人，有时候只需要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契机。 

傅雷 

母亲的眼睛让他终生难忘 

　　傅雷的童年非常不幸。他4岁时父亲傅鹏蒙冤入狱，不久便离开人世。母亲在父亲被囚禁时，为营救丈夫四处奔走，无暇照料孩子们，傅雷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病相继死去，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极大的悲哀几乎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一次，傅雷不喜欢上课，逃学了。没想到，学堂的老师找到他家并责备母亲管教不严，母亲忍气吞声承担了儿子逃学的责任。傅雷回家以后，母亲问他，今天学堂的功课怎么样，傅雷不知实情，敷衍了几句，母亲当时没说什么。晚上傅雷睡熟后，母亲跪在丈夫的灵牌前哭了一阵，儿子的逃学让她万念俱灰，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母亲的脑海：不如我们母子都随丈夫一起去了。她找出一块很结实的土布，趁儿子还在熟睡，就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这时，傅雷从梦中突然惊醒，他看到了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这双眼睛傅雷一生都不会忘记。 

　　傅雷立刻猜到母亲的疯狂念头，他声泪俱下地恳求母亲饶了他这一回，但是母亲已绝望了。母亲把他拖向一个离家不远的深水塘，他拼命地喊救命。直到几位邻居奔出来，把母亲推倒，才救出了傅雷。 

　　从那以后，傅雷再也不敢逃学了。不久他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大同大学的附中。在学习期间，国内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作为热爱祖国渴望民族富强的进步学生，傅雷也参加了运动。可是迫于政府的压力，学校决定将他交给警察机关治罪。傅雷的母亲听到消息以后，当即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把傅雷送到法国留学。 

　　留法期间，傅雷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总感到无论走到哪里，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总是在背后盯着她。傅雷用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多种艺术活动，集中精力探索古希腊的艺术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文学方面，傅雷对法国出名的作家作品都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他从法国18世纪的文学开始一直研究到了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罗曼?罗兰。通过对其深入研究，他知道莫扎特与贝多芬，体会到了人与命运的抗争，体会到了一个伟大心灵的悲痛与反抗。 

　　1931年，傅雷回到上海，受刘海粟的邀请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一年后，他辞职，开始做翻译工作。1933年他翻译了菲利普?苏卜的《夏洛外传》。译书是一件枯燥而单调的事，傅雷也曾有过懈怠，但是一想起母亲的那双眼睛，他便马上打起精神，潜心工作。傅雷的一生几乎是在书斋里度过的，他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作介绍给了中国读者。翻译时，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后才译，就拿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来说，傅雷就前后译过3次。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约翰克利斯朵夫》都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与赞赏。 

李四光 

一块大石头引发了他的好奇心 

　　李四光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一块大坪上玩捉迷藏的游戏。小朋友有的藏在草垛背后，有的藏在大树背后，而他最喜欢藏在一块大石头的背后。有一天，小四光突然想到，在平整的草坪上，这块凸起的大石头屹立在这儿，显得十分不相称。李四光去问村里见多识广的陈二爹。“陈二爹，您说坪上那块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呢？”“噢，别人都说，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小四光更不明白了，他又去问爸爸：“爸爸，陈二爹说，坪上那块石头是天上掉下来的。您说是真的吗？”“也有可能。天上的流星落到地上，就变成了石头，叫‘陨石’。” 

　　“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也不能确定。”李四光感到很不满足：“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父亲回答不了他，他就下决心，一定要当个科学家，探求其中的奥秘。 

　　李四光从小上的是私塾，后来到武昌求学。他到武昌水陆街的湖北省务处报名，小心谨慎地从钱袋子里掏出一元钱买了张报名表。由于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弄得他很紧张，在填表时把自己的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填错了就得新买一张报名表，对借钱来读书的李四光来之不易。他想了想决定把原名李仲揆改了，他把“十”改成了“李”，把“四”保留了下来。“李仲揆”变成了“李四”，他觉得太俗，这时他抬头看到大厅中央一块横匾上有四个大字：“光被四表”，于是就在“李四”后面加了一个“光”。 

　　李四光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小学堂，没过几年，便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学的是造船专业，回国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钢材来建造船只。于是1913年7月，李四光去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他想学成归国后把我国的铁矿开采出炼成钢，这样就有造船的材料了。可是一年后，他又决定改学地质，因为他觉得，如果不知道矿藏在哪里是不能开采的，还是不能达到目的。这样，学地质便成了他终生的选择。 

　　回国后，在太行山麓的一次地质考察中，李四光第一次发现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存在的遗迹。这时，李四光才意识到，故乡那块大石头，也许是被冰川推移过来的一块大漂砾。 

　　1933年，李四光回到故乡，对这块大石头进行了仔细考察，鉴定出它是片麻岩，不是陨石。而在那一带地区的地层外没有这种片麻岩，说明它不是原来就有的石头。哪里有片麻岩呢？秦岭！如果这是事实，究竟是什么力量将其推移到这么远的地方呢？冰川！只有冰川能将它推移到这儿。进一步考察后，李四光发现这一带广泛分布着冰川带来的砾石和黏土堆积物，他专门写了一篇《扬子江流域第四纪冰期》的论文，特别提到了他儿时捉迷藏玩的大石头。这个“使他迷惑不解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李嘉诚 

茶客的一句话让他一生谨慎处事 

　　李嘉诚三岁时，家道中落，后来父亲得了重病，不久离开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就此失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李家孤儿寡母生活艰难。李嘉诚是家中长子，不能不帮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收留16岁的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直到一次偶发事件，才使他不再自怨自艾。 

　　那天，因为太疲倦，他当班时一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李嘉诚很紧张，他等待着客人的巴掌、老板的训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客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反而为他开脱，一再为他说情，让老板不要开除他。 

　　“没关系的，我看这孩子挺有出息的。只是以后要记住，做什么事都必须谨慎，不集中精力怎么行呢？” 

　　李嘉诚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间，之后，他把“谨慎”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久而久之，竟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什么职业，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一切对他后来的事业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后，李嘉诚辞掉跑堂的工作，从塑胶厂推销员开始，一直干到了业务经理。三年后，20岁的他做好了准备，要大干一番。白手起家的他，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随后，经过反复考察，他认为塑胶花市场需求很大，于是大量生产，这为他带来了可观收入。30岁的李嘉诚，已成了千万富翁。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时，李嘉诚却敏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这个行业，“好日子很快会过去”，如果再不调整，引起的后果不只是“溅湿衣裤”了。有人认为他太保守了，但他认为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就是谨慎和预见性。 

　　随后他找到的是房地产。60年中期，内地的局势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富翁们纷纷逃离，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如果按当时的地产价格来算，他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但他沉着应变，仔细分析局势。认为内地肯定会恢复安定，香港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行之，将所有资金都来收购房地产。朋友们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 

　　李嘉诚又一次成功了。70年代初，香港房地产价格开始回升，他从中获得了双倍的利润。到1976年，李嘉诚公司的净产值达到5个多亿，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实业。此后，李嘉诚节节高升，1992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中，他以38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列第35位，成为全球华人中的首富。 

聂耳 

邻居木匠给了他音乐启蒙 

　　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况困难。聂耳该上三年级了，学校马上就要开学，可是哪有钱交学费买书呢？妈妈悄悄把聂耳爸爸在世时最喜欢的八音钟卖了，学费有了着落。可书费呢？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个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翻开本子一看就呆住了，聂耳用香烟盒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本，一本国语，一本算术。 

　　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欢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一样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起学。后来，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的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 

　　后来，聂守信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中学毕业后，聂守信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国民党当局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守信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的命运，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无奈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这一年，他刚18岁。 

　　初到上海，他在一家云南人开的商号里当伙计。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想到自己从邱木匠那里受到启蒙至今，一直没有机会投身艺术，便马上跑去报名。主考人是音乐家黎锦晖，他见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热情，又有音乐基础，立即录取了他。在歌剧社，聂守信很快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由于他的耳朵特别敏锐，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后来，他干脆改名叫聂耳。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难，歌剧社的节目仍然是风花雪月，聂耳认为年轻人不应沉迷于靡靡之音，离开了歌剧社。不久，他结识了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他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从他心中涌出，冲击着中国人麻木怯懦的心灵。 

　　1935年，由田汉和夏衍等人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需要一首主题歌，田汉写好了歌词，负责谱曲的聂耳看到歌词后激动不已，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忘我地投入了创作，时而在钢琴上弹奏，时而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时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楼下的房东太太差点把他撵出去。谱好之后，导演许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动，不过他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歌曲原来的结尾是“前进！前进！前进！”在他的建议下，聂耳把它改成“前进！前进！前进进！”变得更有气势了——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在外漂泊多年，回到家乡时，邱木匠已经去世，想起童年时邱木匠对自己的帮助，聂耳心里非常感激。（江风） 

　　摘自《影响名人一生的一件小事》 江风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