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作品就好比是一盘菜，主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主料，那次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辅料或调料。次要人物是为主要人物服务的。要炒出一盘可口的好菜，主料齐备了，没有这辅料或调料，厨师手艺再高，这“巧姐也难为无米之炊”，也难炒出这盘好菜来。同样，没有这次要角色，主要人物的性格无从表现，次要人物写不好，主要人物性格也展示不好，没有次要人物，主要人物的故事结构、性格发展就脱节，就难完成。这唐牛儿和郓哥就是这样两个次要人物。

　　唐牛儿和郓哥是《水浒传》仅有的两个少年形象，他俩年龄相仿：年方十五六岁。职位相同，都是小商贩：一个卖糟腌，一个卖果品。两人又各有一个靠山：唐牛儿常常得宋江资助，“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的几贯钱使。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而郓哥，“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常“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两个性格又有两点相似：乖巧、油滑。两人在《水浒传》里所遇之事也大致相同，然而两人因经济负担、社会阅历有别，性格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唐牛儿孤单一人，无牵无挂、又无人管束，“只是帮闲”，也正因此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如赌博。而郓哥家有老爹，他卖果品谋生是为了养家糊口，颇有孝心。两人都因寻靠山挨了打。唐牛儿明知宋江的“外宅”阎婆惜偷人养汉，虽说他对阎婆惜这行为大为不满，但并不愿揭发。就是挨了阎婆的打，他恨的咬牙切齿，发誓“我不结果了你，不姓唐”也仅是吹吹牛、说说大话而已。就是在这种气愤情况下，他既不打算去捉奸报仇，也不向宋江告发。最后宋江杀阎婆惜被阎婆在县衙门前揪住不得脱身，唐牛儿见此情景，想起自己被阎婆扭打的“一肚子鸟气”，才冲过去，“把婆子手一拆，拆开了，不问事由，叉开五指、往阎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脱，往闹里一直去了。”唐牛儿此时并不是有心救宋江，完全是报阎婆打他之私仇。不信，以上有言为记：当阎婆抓住他叫道“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你却打夺去了”。他这才慌了，忙说：“我哪里得知！”如果唐牛儿当时知道宋江杀人，宋江虽是他的“孤老”，我想他也决不敢插手打阎婆，放走凶手。这就是唐牛儿在这复杂的社会里养成的“尖刁促狭”的帮闲性格。在这一回书中，平日里宋江是他的“孤老”，关键时刻他却成了宋江的“救星”。他之所以无意救宋江是因为他赌博输了钱，想找宋江要几个子儿，解决“喉急”。这阎婆不但断了他的财路，反把他打了。有了这个前因，才出现后面打阎婆，让宋江逃脱的后果。没有这个因果，这一出戏就难演了。

　　郓哥则不然。他寻找西门庆是为了“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虽像唐牛儿一样，与王婆油嘴滑舌地纠缠，但是挨了王婆打后，他不是像唐牛儿那样说大话，吹牛皮，说什么要结果阎婆之类的话，而是下决心揭发王婆这“做牵头的老狗”。他说到做到，在街上寻找武大，用言语奚落、激将武大，然后又出计与武大一同去捉奸。郓哥的这个举动虽与唐牛儿一样，“也不为武大，也不为西门庆，只是要出王婆这口气”，报“一头大栗暴凿”之仇，完全是夹杂着个人意气的得失计较。但比唐牛儿泼辣、果断、敢为。当武松找上门来，他“也瞧了八分”。他知道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于是，提出了一个条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这真是大实话。如武松所言：“你虽年纪幼小，倒有养家孝顺之心”。当武松拿出银子给他安家，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时，他顾不得个人的安危得失，又不像唐牛儿那样不问是非，也不考虑西门庆往日的小恩小惠，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如实地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奸情，最后还勇敢地为武松作证。郓哥虽有钻营、油滑、撒泼等小市民习气，但还是能辨是非、分曲折、爱憎分明，有坚持正义的美德。更可贵的是不为小恩小惠所惑而颠倒黑白、好歹不分。这点，不但唐牛儿无法比拟，恐怕连人们喜欢、歌颂的好汉武松也望尘莫及。郓哥这个次要人物的设置，正像一根针一样，串起了激将、捉奸、作证及以后武松告官、杀人等情节，同时又展示出“虽年纪幼小”，还敢仗义执言这个小人物的品质。没有他这个“辅料或调料”，武松要炒的这盘大菜也就索然无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