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墙差点被拆除 民国陕西当局曾计划拆城

　　西安城墙差点被拆除

　　——民国陕西当局曾计划“拆城”

　　作为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城墙在我国整体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少数如西安、南京、平遥等仅存的几座(段)，成了这些城市一道引为骄傲的奇特风景。其实，西安城墙，不仅解放后的“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曾被糟蹋得满目疮痍，而且，在民国时期的拆城热中，差点也难逃被拆除的厄运。如“围城”役后，陕西当局《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就载：

　　“长安为古建都之地，故城墙特坚，世罕其匹，诚为弓矢戈矛时代最良之防御建筑物。然近世科学昌明，火器之进步，日新月异，巨炮之制造，有增无减，曩时所恃为御敌者，诚不足当中炮制一击，则长安雄城亦不过封建制度之遗迹，安足进(疑为尽)防御之能事？！即云防险，亦只为供内乱之具，而妨碍都市之发展、阻滞交通之便利者实多。去岁八月‘围城’，为祸尤烈，尽人皆知。考欧美各邦之拆城事，已成过去，吾国东南通都大邑及交通便利处如天津、上海、广州、泉州、九江、杭州等处，亦早已实行。至武昌以围城之祸而毁城，尤为最近之适例。其得失利弊，识者早详言之。”

　　这是这个《计划》的第五部分“拆城及修复城门楼”中的内容。《计划》是1927年省建设厅拟制的。其中说到拆城的理由——防御功能衰减，阻碍城市发展和阻滞交通，也说到拆城的依据——欧美各邦早都拆了，“吾国东南通都大邑及交通便利处”也都拆了。理由不说了，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认识；我大致查了一下，不说外国，仅我国自1902年天津拆除城墙后，陆续拆除的地方还真是不少。如《计划》提到的若干，汉口是1907年拆的，上海是1912年拆的，杭州是1913年拆的，广州是1917年拆的，泉州是1923年拆的，九江是1924年拆的，此外，1924年拆的还有长沙和梧州，1928年拆的还有重庆。至于武昌在北伐军攻克后，经郭沫若等提议，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明令拆除，更是1926年10月即《计划》出台之前发生之事，足见当时不管拆除的直接原因为何，也不管整体还是部分拆除，各地拆除城墙确已成为一时风潮，西安城墙的拆除计划并非陕西当局独出机杼，而且其拆城之拟议是何等的“理直气壮”。何况在陕西当局者看来，城墙拆除之后，城砖及削得砖灰既可“供修筑东南西北四大街道路之急需”，还可以节省这些工程购运砖灰的大量费用！

　　时过80多年，现在看到这个《计划》，犹让人不免脊背阵阵发凉。所幸这在当时也只是计划而已，否则，后来者绝对无福一睹古城的城墙雄姿。至于当时没有即时拆除的原因，也许工程浩大，所需费用多，初解城围财力不济；也许陕西政局多变、主席数易而无暇顾及，目前尚难确知。但是，此事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一直未再提起，则肯定与1931年2月军政内政两部议决、5月行政院批准出台的《保存城垣办法五条》有关。据说，《保存城垣办法五条》是宁镇澄淞要塞司令杨杰(1889-1949)，为统筹国防起见，建议将“中国现有城垣交付国防或负责机关审议”，军政部召集内政部、参谋本部等各代表详细讨论后提出的。《保存城垣办法五条》内容如下：

　　一、全国各地方现有城垣、城壕及边界关塞，一律保存。

　　二、本案决定以前已经拆除或填平者，不在此例。

　　三、此后各地方如因市政发展或重要建设，城垣、城壕实有妨碍或已失其效用者，得由地方政府呈请行政院发交军政部、内政部会同参谋本部审核后，准许拆除或填平其一部或全部。

　　四、各地方如因交通关系，得于城垣、城壕多辟门洞多加桥梁。

　　五、各地方所有城垣、城壕若有破坏，责成地方政府随时修理。

　　所以，西安城墙在民国时得以保存下来，实在是一种侥幸，应该感谢当时陕西当局主意的改变，感谢杨杰的建议以及当时军政、内政两部的办法五条。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前者可能并不真是对这城墙有所顾惜，后者也的确并不只是针对西安，或对西安情有所偏。但是，正是陕西当局主意的改变与杨杰的建议和军政、内政两部的五条办法，西安才没有失去承载其厚重历史的标志性载体，才有可能出现西安后来以至现在依然褒贬不一的交通格局。不过，古物雄踞，利弊同在，尽管当时城墙保存下来了，主流舆论拆除城墙的主张却并未绝迹。如1947年初，西安市政府《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在讲到“增辟城门”时，仍然提到：

　　“一般时政家认为城墙为古代堡垒遗迹，已不适于现代战争，徒束约市区之发展，应拆除之，辟作环市路。此论甚为正确，世界及吾国已有许多名城付之实行，市民称便，唯就目下西安市财力及将来军事上之需要两点观之，长安古城尚有保留数十年或数百年之价值，而市区发展又刻不容缓，欲求两全，唯有多辟城门。”

　　兀自坚持认为拆除城墙是正确的，只是出于财力困难和将来军事上的需要，才觉得她还有保存下来的必要。其言下之意，城墙俨然已经成了严重的负担，成了令人讨厌、不合时宜的古董，要是财力允许，军事上不再需要，其彻底拆除只是早晚的事情。回望历史，这一主张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大跃进”中的拆除城墙、建厂炼铁，“文革”期间的在城墙上“深挖洞”，固然都有头脑发热、“左”字作怪，对其历史文化价值认识不足的因素，但也不是没有这种主张的潜在作用。

　　今天看来，民国曾经的拆城计划，已经成为远逝的历史。但是想到西安城墙曾经有过的这场生死存亡的考验，自会让我们在深感庆幸的同时，更对西安城墙平添一份珍惜的情愫，一份爱护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