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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利用鲁迅手稿遗失问题制造大案、冤狱
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
○阎长贵
  2006年07月26日08:39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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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利用鲁迅手稿遗失问题制造大案、冤狱

  “文革”中鲁迅手稿遗失问题,有人撰文称为“震撼全国”的大案。此事的确云谲波诡,惊天动地。鲁迅先生夫人、全国人大常委许广平先生为此事急愤交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鲁迅手稿下落。杨成武又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具体办理。江青则借此大兴大案、冤狱。

  一、追查鲁迅手稿成为“杨、余、傅”事件的由头之一,即所谓在杨成武指挥下,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傅崇碧接受杨成武以及江青、陈伯达布置的追查鲁迅手稿的任务后,和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副政委等几个人,废寝忘食,连续作战,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查清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十分高兴,急于向江青、陈伯达报告。于是,1968年3月8日,傅崇碧带着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和他的秘书冯正午赶往钓鱼台,经请示陈伯达的秘书进来了,姚文元把他们接到钓鱼台16楼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一会儿,江青带着秘书杨银禄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大发淫威,冲着傅崇碧狂叫:“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傅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这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由于几个晚上没睡觉,又有低血糖病,也没见过这阵势,一下子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提包掉到地上,滑到江青脚边。江青跳了起来,说提包里有手枪。就是这件事,后来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除杨成武、傅崇碧被撤职监禁外,傅的秘书冯正午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治委员周树青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被逐出钓鱼台。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钓鱼台东门打电话到陈伯达办公室,说他和卫戍区的副政委、副司令员要进钓鱼台汇报鲁迅手稿的事。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接电话,适逢陈伯达不在,没法请示,他觉得卫戍区司令员有什么不可以进钓鱼台,又经常来,于是答应:进来吧。为此事,江青通过陈伯达要王保春两次做检讨,还将其检讨在政治局常委中传阅。江青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照顾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钓鱼台工作了!”陈伯达无奈,只得将他多年的秘书调离钓鱼台。王保春就这样被逐出了钓鱼台。

  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被投入监狱7年多。王广宇原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不久,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做秘书工作和服务工作,1967年1月到8月任办事组组长。他和这批鲁迅手稿的事毫无关系,只是此前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家取过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鲁迅手稿,取回后就交给戚本禹了。陈伯达把这件事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事混在一起。3月4日晚上,陈伯达和杨成武带着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即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找到王广宇,要他交代。王广宇说了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材料的事,但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对不起茬来。陈伯达就说王广宇不老实,硬诬蔑他和戚本禹把鲁迅手稿“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根本不听王广宇申辩。当场,王广宇就被抓了起来,投入监狱,一直到1975年5月才获释。

  四、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总支书记王道明和工作人员周占凯被投入监狱关押了7年多。王道明是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刺杀能手,写有论刺杀的辩证法方面的文章,闻名全军。周占凯是一名优秀的解放军基层干部。他们都是“文革”初期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他们之所以被抓,是因为他们曾受戚本禹指派到许广平家,告诉她不要和潘梓年、郑公盾联系。江青斥责他们:“胆大包天,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背着中央文革去威胁许广平!”就为这莫须有的罪名,王道明、周占凯被抓,在监狱里关押了7年多,也是1975年5月才被释放。

  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戚本禹奉江青之命从文化部取到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等人如此大张旗鼓、兴师问罪,而所谓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地说,不论从今天看,还是从事情发生的当时看,都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件事情。江青等人随意给戚本禹扣上“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这是别有用心的。我觉得,对戚本禹也应该实事求是。现在不论官方出版的书籍,还是个人署名文章,在谈到鲁迅手稿遗失问题时,仍然说戚本禹“盗窃”。实际上,这是因袭江青别有用心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不管按理讲,还是按法律讲,盗窃鲁迅手稿可是不轻的罪名。1968年3月3日江青就说:“……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指盗窃鲁迅手稿)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可是,我们看1983年审判戚本禹,戚被判18年徒刑,但不论是检察院的起诉书,还是法院的判决书,一句也没有涉及鲁迅手稿的事。这是为什么?是疏忽吗?显然不是。其合理的逻辑只能是: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不能成立。

  戚本禹在1967年1月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鲁迅手稿,这是“奉命”行事(并给文化部写了收据),而不是“盗窃”。戚本禹在取鲁迅手稿时的讲话,应看作戚本禹和鲁迅手稿关系的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根据。1967年1月14日,戚本禹在文化部大门口讲话,除了批判当时文化部负责人萧望东外,还谈到鲁迅手稿问题。他说: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各派都要派人封人事档案和档案室,文化部这里有毛选四、五卷的手稿和鲁迅的手稿,各派观点不同,不稳定,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大家看行不行?(群众高喊:同意)我今天就为这个任务来的,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带走。我的话完了。

  酌情度理,戚本禹这个讲话是说得清楚的,取走鲁迅手稿,是为了“稳定”,即安全,是执行“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的“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并不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讨论过,江青或陈伯达说句话,或有所表示,也算中央文革小组决定。1968年3月4日,傅崇碧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交代说,他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取走这批鲁迅手稿的,如今就存放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应该说,戚本禹这个交代也是实情。换言之,没有根据说这是戚本禹在推卸责任。

  这就是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的真实情况。1968年3月2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其心情是焦急的,但叙事却是平实的――她只是说戚本禹把手稿“拿走”,并没说盗窃。其信的原文是:

  现向您汇报一下:北京鲁迅博物馆原藏有鲁迅《答徐懋庸……》手稿15页,书信手稿1054封(1524页,大部未印)。1966年6月30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1967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全部拿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在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希望能帮助了解一下此事,最好能将结果告诉我。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看看这些手迹。鲁迅博物馆已有报告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此事。随信附上抄件一份,请您一阅。

  这封信充分反映和表现了许广平先生对鲁迅的宝贵遗产和国家的重要文物高度负责的精神。从这封信看,许广平知道鲁迅手稿是戚本禹在“1967年春天”从文化部拿走的,那时戚是“文革”的风云人物,而到1968年1月戚本禹已倒台,被抓起来,她当然要查问鲁迅手稿的下落,这很自然,否则,不闻不问反而奇怪了。许广平先生因此突发心脏病以致辞世,这是一场悲剧――一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悲剧。

  江青看到许广平先生这封信后,说什么:“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话:放在中央档案馆),统统拍照。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看来她(指许广平)受了刺激。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江青说这件事“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看来只有天知道。而她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这不就是说明她知道“这个东西”当时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吗?!我觉得,江青这番话,一方面是假慈悲,一方面是推卸责任,是把许广平先生之死的责任栽在已经被他们抛弃的戚本禹身上,即认定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气死许广平先生。江青正是据此制造了一系列大案、冤狱。而迄今仍不断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中的所谓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云云,也盖源于此。看来,在“震撼全国”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上,必须分清两件事:一件是事情本身即鲁迅手稿遗失本身,一件是江青心怀鬼胎即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这样或那样的事端。这两件事,或者说两个问题,显然是不同的。

  鲁迅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没有任何人动过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鲁迅手稿的实际命运和遭遇,透视一下这件事情的真相。从戚本禹1967年1月从文化部取走鲁迅手稿,到他1968年1月14日“被抛出来”(即被抓起来),整整一年的时间,再到1968年3月2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下落,时间将近一年零两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手稿在哪里?不论戚本禹的交代,还是事实,都说明鲁迅这批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到1968年3月8日傅崇碧经过艰苦努力查到它们时,看到的是装鲁迅手稿的“四只樟木大箱子,都用铁锁封闭着”。这说明什么?就是说,到这时鲁迅手稿只是从文化部的档案室移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不要说“毁坏”,甚至动都没有人动过。实际上,除了后来江青利用这批鲁迅手稿所谓“遗失”制造大案、冤狱外,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说过戚本禹(以及其他人)利用这批鲁迅手稿做过什么事,派过什么用场。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是从1966年6月),我开始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并于1967年1月开始任江青的秘书(止于1968年1月)。在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我没听戚本禹说过一次鲁迅手稿的问题,也没听江青说过。关于鲁迅手稿问题,我没有任何接触,一无所知。唯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1967年春,有一次江青向我布置任务,对我说: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送我一套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我要表示感谢。你打电话不行,身份低了;你告诉戚本禹给许广平打个电话,代我向她表示感谢。我应道:好。我立即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我想这件代劳的事情,戚本禹肯定是做了的。

  实事求是最重要。千万不要违反和忘记实事求是

  2002年1月,读穆欣同志写的《震撼全国的鲁迅书信手稿遗失案》,从中看到这样的话:“江青心怀鬼胎,派戚本禹将这批手稿全部盗走。”对这个论断,我有些怀疑,就往上海给戚本禹挂电话询问。他说尚未看到穆欣的文章,还说情况并不是这样。2月15日,戚本禹给我一封信。关于这件事,他写道:“穆文我最近才看到。关于鲁迅手稿问题,纷纷扬扬了好几年,我想以你的智力足够对此事作出正确判断。当年在文化界各派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办公室去接管鲁迅手稿,完全是为了妥善保存这位伟大文学家的遗产。此事首长有指示,我和办公室的同志完善地执行了任务,没有过错。江、陈也没有错误,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穆文说什么“盗窃手稿”,“陷人入罪”,全无实事求是之意。“你既有我当年讲话,当可作实事求是之文,以留历史真相。”

  在这封信中,戚本禹仍称江青、陈伯达为“首长”,说“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等等,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和意思,读者尽可玩味。但他要求恢复这件事的“真相”,应该说,是合理的。读者也许觉得,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听了戚本禹的意见。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当我在“文革”中红卫兵编印的材料上发现戚本禹当年关于取鲁迅手稿的讲话后,觉得应当对历史负责,还这件事情以本来面貌。我想,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文化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无数事实表明,对现实,实事求是不容易;对历史,实事求是也不容易。但是,不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都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最重要。千万不要违反和忘记实事求是。■

来源:zzzzzz (责任编辑: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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