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广茂："教授"能变成"畜生"吗？

　  自认遭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的恶意批评，北师大教授季广茂在自己的博客上做出强烈反应，宣称要“做回畜生”，并称批评者为“屁眼教授”，连续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近10篇文章予以攻击。

　　季广茂教授毕竟是北师大的教授，在对批评者的疯狂仇恨中，他还是很注意用词的选择，只说自己“做回畜生”，没有说自己“做回畜生教授”。但身为教授的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可以骂四川师范大学钟华为“屁眼”，何必骂他为“屁眼教授”呢？这不是在玷污“教授”这一称号吗？

　　何为教授？在我国古代，“教授”是一种官名，主掌教育课试等事，最低为从九品，最高位正七品，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知识渊博”，二是“德高望重”。在我国现代，“教授”一般指大学教师中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它与英文中的“Professor”一词是一致的。在英文里面，“Professor”本身就含有追求真理的信仰的意思；我国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师说》的开篇中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今中外的理解，奠定了我们对教授一词的基本理解：“教授”是知识的化身，是道德的楷模，是正义的力量，是民族的精英，是人类进步的涨力，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神。

　　可是最近几年，一些教授身上发生的丑闻，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心目中“教授”的崇高形象。这些丑闻包括沸沸扬扬的学术腐败事件、教授招生丑闻、教授性丑闻等等。小说家史生荣在一本名为《所谓教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的书里，写出了一些教授的另一面，卖笑、拉皮条、坐官衙，开公司、烙大饼、兜售狗皮膏药大力丸……笔者一个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对我说：“听说你们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不知对不对。”我面露尴尬，只好连忙打趣：“我不是教授，仅仅是一个讲师”！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与北师大教授季广茂之间的恩怨，我们暂时无法判断谁对谁错，但从新闻报道来看，事情的起因是源于学术批评。钟华教授批评北师大教授季广茂是一个水货教授，用语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和‘新货’不多”，虽然比较尖锐，但还是在学术批评的范围内，可以理解。季广茂教授的回应文章标题是《患上脑便秘，难免满纸都是屁》、《屎壳郎搬家――走一路，臭一路》、《“痔疮教授”乎？“屁眼教授”乎》、《不折不扣的屁眼教授》……毫无疑问，这些语言已经超过“幽默”的范围，属于“很黄很暴力”的范围了。

　　虽然北师大教授季广茂在写这些文章之前，已经申明自己“做一回畜生”，但是笔者认为作为教授的他，还是不妥的。为什么呢？身为大学教师的他，一旦评上了教授，实际上就给自己打上了一个“教授”标签，在享受教授尊严的同时，必须去履行教授的职业操守和义务。即使季广茂自己申明是以一个“畜生”的名义写的这些回应文章，但人们还是会看见季广茂身上的“教授”标签，还是会以教授的要求来检视他的言语。因此，作为职业人，是不能自己随意脱去自己身上的职业“马甲”的，必须以最严格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北师大教授季广茂和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教授的都是未来的人民教师，更必须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范风格，更不能随随便便去做“畜生”。

　　任何职业，都有职业伦理的存在。自尊、自重、自律，宽容学术批评，欢迎学术争鸣，就是大学教师基本的职业伦理。正是这种职业伦理，让大学教师就是大学教师；也正是这种职业伦理，注定“教授”是不能变成“畜生”的。如果教授自己让自己变成“畜生”，那么在他人眼里，教授就不会是一个“教授”变成的“畜生”，而就是一个“畜生”。

　　对这件事情的发生，身为大学教师的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原因有这样几点，一是现在的学术和社会氛围已经丧失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传统，都习惯了“吹嘘与自我吹嘘”，一旦碰到对自己批评之词，便难以接受；二是市场经济让人非常的浮躁，很多人做学问不能够静下心来，不能够十年磨一剑，不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是一种模仿、功利、浮躁的大环境，为了出名的批评，恼羞成怒的回应也就不奇怪了；三是社会文化对“崇高”、“纯洁”的消解，教授中间有研究“孔子是丧家狗”的，有研究“李白是古惑仔”的，有研究“诸葛亮是最虚伪男人”的……教授们自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这也是季广茂把好好的北师大教授不当，非要当“畜生”的原因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我解嘲”罢了。

　　这次学术批评风波，再一次暴露了高等教育的短视。这种短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成果唯数量的误区，不求质量，只求数量，只要“著作等身”，尽管都是“垃圾文字”，也是可以评上教授的；二是职称评聘唯“学术”的误区，现在大学教师评职称，看的是“科研成果”，看的是“科研经费”，美其名曰只有这些东西好衡量，但上课质量、个人品德却被忽视了；三是学术自我纠错的功能缺乏，不能靠良好的学术批评环境促进学术的良性循环，真正的学术批评太少了，多的是一些功利化的批评、一些情绪化的职责，当然，能够容忍学术指责的就更少了。北师大教授季广茂与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之间的“恩怨”，便是社会环境和高等教育误区双重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