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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 
--一场闹剧及其背后
复旦大学 章培恒
  2006年06月28日17:5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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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咬”余秋雨的“文史差错”而闻名的金文明,到了 2004年6月忽然又有了重大发展,进而揭露余秋雨“剽窃”他人著作了;而据其所揭露,余氏“剽窃”的乃是我的《洪升年谱》的一段话。详见他在2004年6月23日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争鸣》栏的《文章千古事,岂能乱弹琴》及其在《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四期上发表的《余先生涉嫌剽窃一例》。与此相应,还有一些作者根据金文明的揭露,写出了义正词严的批判文章;此唱彼和,煞是好看。

  不料到了今年 2月4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记者田志凌根据海星来稿《一宗伪造的“剽窃案”》所采写的报道《余秋雨“剽窃案”真相渐显》,证据确凿地指明了余秋雨并未剽窃我的《洪升年谱》。

  然而,金文明还在作负隅之斗,继续攻击余秋雨“剽窃”;而且《南方都市报》的那篇报道发表以来已将近半年了,似乎还没有看到对金文明至今尤在坚持的颠倒黑白的行为给予严肃批判的报刊文章,这与金文明揭露余秋雨“剽窃”之后的热闹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不禁对文坛现状颇为感慨,而且,虽然大病初起,后患仍殷,还是忍耐不住,要以文字来说明事情的真相。

  一.先说余秋雨的所谓“剽窃”问题。田志凌的报道对此已有较具体的揭示,我只是就其中的关键之点稍加复述和强调,以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余秋雨在 1985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其中引用了《洪年谱·前言》中的一段文字,不但以脚注注明了它的出处,而且引文是用不同于正文的字体排印的。到2004年6月,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了余秋雨的《笛声何处》。据余秋雨《自序》,这是应该社“谈一谈昆曲艺术之嘱,”把十二年前在台湾的演讲和有关篇什整理成册,以襄盛举的。这“有关篇什”中就包括了《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部分章节及其所引的《洪升年谱》的那段文字。但在《笛声何处》里, 那段文字却没有作为引文而加注。据田志凌报道所述,该书责任编辑施曙华表示,当时余秋雨提供的稿子里面是有注释的,但出版社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当作学术书来作,所以就把书中所有的注释都删掉了;而且“没有征求过余秋雨本人意见”。

  可见,余秋雨并无抄袭、剽窃行为。而且他既已指出此书辑自他的旧作,那么,即使没有施曙华的说明,负责任的批评者自会去查一查他的旧作中对这段文字是如何处理的,决不会贸然断言余秋雨剽窃了章培恒。

  金文明倒是也去查了余秋雨的旧作,发现了此段文字源自余秋雨的《中国戏剧文化史》;但他却不顾事实真相一再指控余秋雨从《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起就已在“剽窃”《洪升年谱》的这一段。其中说的最露骨的是《余先生涉嫌剽窃一例》中的如下文字:

  这两段由两位都是著名学者撰写的同一个历史人物洪的专论(指《洪年谱·前言》中的一段文字与《笛声何处》中关于洪的一段论述。 —— 引者)竟然不多不少,都是 453字!而且不但句句相同词序和语序完全一致,就连用字和标点也达到了99.5%以上的高度密合这种情况,恐怕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其中的一位抄袭了另一位。究竟谁抄谁呢?查一查两本书的出版年份,就可以真相大白了。章教授的《洪升年谱》问世于 1979年,余先生的《笛声何处》杀青于2004年 …… 但我的朋友老辛指出,《笛声何处》一书,纯属“两碟冷菜的拼盘”,其下篇的全部内容,都是从余先生 1985年出版的旧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虽然时间上推了19年,但仍然晚于《洪升年谱》6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是余先生抄了章教授的,而且还是梅开二度,两次“作案”。

  他所明白宣告的余秋雨从《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起就已在抄袭我的《洪升年谱》,实是诬陷余秋雨“剽窃”的最关键一手,倘若不是有人去查对原书,“余秋雨剽窃别人著作”一类的舆论就会深入人心,被认为铁案难翻。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上引金文明大作的题目虽是《余秋雨涉嫌剽窃一例》,但“涉嫌”也者,只是一种幌子。因为他在该文中不仅得出了“余先生抄了章教授”的结论,而且还引了他的“一位法律界的朋友”的话:“余秋雨抄袭的这部分内容,不是一般的空泛描写,而是富于学术含量的历史人物的专论,完全算得上货真价实的剽窃。”接着,金文明大赞了一通这位“朋友”的意见“很有说服力”并强调说:“这样的行径定为‘剽窃'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然则他对余秋雨的指控又岂只“涉嫌剽窃”而已?

  也正是因为给余秋雨加上了“梅开二度,两次“作案”的罪名,金文明就在《余先生涉嫌剽窃一例》中进而大肆宣扬学术界对余秋雨“剽窃行为”的公愤,说是“”引起了京、沪、宁、粤等地学界的哗然”。而且,据说还有“一位北京的中年教授”写信给他说:“如果道德法庭的主持者仍然一如既往,熟视无睹 …… 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教育界、学术界的主管部门,今后就别再去抓什么抄袭剽窃等腐败行为了。因为你抓谁谁都不服,他反而会瞪大眼球,发出不平的呼喊:‘为什么余秋雨干得,咱就干不得?!”

  总之,如果不把余秋雨批倒批臭,中国的学术腐败就再也无法整治,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败落下去。

  在如此这般地热闹了一通之后,其所制造的余秋雨从《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起就已在剽窃别人著作的不实之词忽然被揭穿了,而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还专门打电话去询问,要就此讨个说法。这虽使金文明乱了阵脚,却并不能使他“忏悔”,他依然坚持着对余秋雨的攻讦。请看田氏的报道:

  记者提问:“金老师在指责余秋雨剽窃时,是否对照过原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金文明很快回答说,自己开始确实曾经查过《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但当时关注的是《笛声何处》是由两本旧书凑成的问题,所以只对比了书里几段话的内容字句,并未注意查看文中的注释。

  金文明表示,他后来在写余秋雨剽窃的文章时,只是对照了章培恒先生的《洪升年谱》和余秋雨的《笛声何处》,未去再次核实《中国戏剧文化史述》里的注释:“我当时就有点想当然,没有对照原作的注释。我想的是如果那边注明了出处那这边也肯定会注。我的文章出来一段时间后,有一位老先生查到了《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告诉我说上面是注明了的。所以我也正准备找机会在哪篇文章里说明一下:余秋雨只剽窃了一次!”

  这就是说,他在“写余秋雨剽窃的文章时”,对构成余秋雨是否确有剽窃行为的最关键之点——《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是否剽窃了《洪升年谱》——根本没有去查证过,只是凭着“想当然”,就向公众指控余秋雨“梅开二度,两次作案”。而且,在《余先生涉嫌剽窃一例》中还制造了他连《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抄袭是否得到过我的同意也已作了调查的假象,说是该书“抄袭前既没有征得原作者的同意 …… ”。请问,这是一个多少有一点学术上的责任心和诚实的人干得出来的事吗?

  不过,问题还不止此,一个人竟然凭着“想当然”就向公众指控《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剽窃,这虽然已经够瞧的了,但较之明知其并未剽窃而蓄意诬陷,究竟还有所区别;而金文明的上述说法又颇有令人可疑之处,所以,这是否是金文明的避重就轻,实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金文明在《文章千古事,岂能乱弹琴》中毫不含糊地说:《笛声何处》“中论述洪升的这段文字,全部来自问世于 1985年的旧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足见他对两部书都有的这段文字是作了仔细核对的,否则怎能知道《笛声何处》中的这一段“全部来自”《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但他在回答田志凌的上述问题时,对此却避而不提;其次,《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正文和引文的字体是有区别的,这段文字系用引文的字体排印,并用当页脚注的方式注明其出于《洪升年谱》,该页又只有一条脚注,一目了然。金文明既然宣称对这两段作过仔细核对,他的“想当然”又从何而来?他的指控《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剽窃,岂是这种所谓“想当然”解释得了的?

  究竟是蓄意诬陷,还是“想当然”的疏失所致,不是明摆着的么?

  总之,金文明不仅自去年六月以来一直以只有他才用得出的手法给余秋雨栽上“剽窃”的罪名,使后者遭受严重的名誉损害,而且到了今天,金文明还毫无愧怍之心。倘若用他的大作中那位“中年教授”信里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对这样明目张胆地往别人身上泼脏水的行为,“如果道德法庭的主持者仍然一如既往,熟视无睹”,那么,文坛真要成为诬陷公行的世界了,但“道德法庭”是没有的,这种现象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正视和克服。二.概述这场诬陷闹剧既毕,就可以回过笔来说一说它的背后了——本文的副标题就是“一场闹剧及其背后”。

  金文明在《文章千古事,岂能乱弹琴》中叙述其发现余秋雨“剽窃”的经过说:“说来也实在凑巧,意想不到的情况偏偏让我给碰上了。去年冬天,我因为对余秋雨先生的历史散文指错,同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发生了一点文字上的纠葛。为了准备辩论,我找来章教授的几部著作仔细拜读。其中有一部《洪升年谱》 …… 所以事隔半年,再来读余先生这段文字,第一个感觉就是似曾相识。 ”可以说,他是由于我与他的“文字纠葛”才去读《洪升年谱》,从而获得攻讦余秋雨“剽窃”的材料的。然而,这是一种什么“纠葛”?金文明何以要为此找来“章教授的几部著作仔细拜读”呢?这却只能由我自己来回答。

  2003年10月19日我在上海某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恐非正解》,是对该报9月26日发表的闲斋《“宁馨”、“落霞”正解》一文的商榷。闲斋对一位作家的“宁馨的氛围”一语加以批评,说是“宁馨二字,出于‘宁馨儿'一词”,其原义是“这样”,不能作宁静、馨香之类的意思来使用,我则说“宁”“馨”二字在“宁馨儿”一词以前早已存在(在现存文献中,此词是晋代山涛首先使用的),不能说宁馨二字出于“宁馨儿”一词。就算把“宁”“馨”二字搭配起来使用始于晋代的“宁馨儿”,但前人把这两个字搭配起来作这种意义使用,后人也可以把同样的两个字搭配起来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只要不违背其字义即可。我在该文中并举了“乱臣”“武林”两例作为证据:“乱臣”在西周时本是作“治臣”——能把国家治理好的“贤臣”——用的,但孟子却把它作逆乱之臣的意义来使用,而且后一种意义在后代更其流行;“武林”在古代本是地名,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却用以指称以武为业的人们,而在今天也多用后一种意义。所以,把“宁馨”作为宁静、馨香的意义来使用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我当时不知道对“宁馨的氛围”的指斥实始于金文明。

  我在论证这个问题时,还写了如下一段话:“所以,不但将“宁馨”作宁静、馨香之意来使用的‘宁馨的氛围'没有什么错,连余秋雨先生颇为某些人所诟病的把‘致仕'作为到达仕途的意义来使用,也绝不是所谓连‘致仕'的意思都不懂。《说文》:‘致,送旨也。'”也即送到之意,从‘送'的这一层意义来引伸,可以解释为送还;从‘到'的这一层意义来引伸,可以解释为到达。所以,在古书中,有时把‘致'作为归还的意义用,有时又作为到达的意义用 …… 既然如此,余秋雨先生将“致仕”用作到达仕途之意,有何不可?这与孟子的不遵以‘乱臣'作‘治臣'的传统用法,却将‘乱臣'作为逆乱之臣来使用,不正如出一辙?当然,读者可以接受这种用法,也可以不接受,甚或说他‘哗众取宠';这是读者的自由。但如说“余秋雨连‘致仕'是什么意思也不懂”,那却必须举出确切证据来,否则就是对余秋雨的诬陷。这就成为我与金文明的“文字纠葛”了。

  然而,为了解决这样的“文字纠葛”,又有什么必要去“拜读”与之毫不相干的《洪升年谱》等书呢?想来是要从我的书中寻找“文史差错”以作为“辩论”的材料的。

  至于后来的没有“辩论”下去,则是因为发表我的《恐非正解》的那个报纸的副刊于 2004年1月7日发表了金文明的《正解、误解和歪解》,对《恐非正解》大肆攻讦,却又充满了学术上的常识性错误。我写了反驳文章投寄该副刊,一位编辑却在电话中告诉我“不拟刊载”。

  我质问道:“金文明的文章中有这么多学术上的常识性错误,你们发了这样的文章而不加纠正,算不算误导读者?你们是不是应该对读者负责?”回答是“让我们再考虑考虑”。之后就从我的文章中择录了一段,加上了《常识错误》的标题,打成校样传真给我。

  我以为是要把这一段单独发表,就改了几个字再传真过去,并附上一封短信,说我同意以这样的形式发表。但最终却仍然未能刊出。也正因此,金文明在发表了《正解、误解和歪解》后就已得胜回朝,用不找再跟我‘辩论',原来所准备的材料就用来给余秋雨栽上“剽窃”的罪名了。

  不过,上海某报终于不发表的《常识错误》,对读者了解金文明的学术水平和学风其实是不无助益的,所以我在这里将它刊布:常识错误

  在《××报》今年 1月7日的《××》上载有金文明君《正解、误解和歪解》一文,是对我的《恐非正解》(刊于2003年10月19日《××》的批判;其中充满了学术上的常识性错误,为了对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负责,有必要赶快揭露。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以其中的一段为例:“据考察,‘乱'字的‘治'义,在古代文献中,使用的范围很小,时间也不长。先秦时代儒家的主要典籍‘十三经',用作‘治'义的‘乱',只出现在《尚书》中,一共才18处。其他的‘十二经',就连一次也没有用过 …… 秦汉以后,除直接引用《尚书》原文外,‘乱'字便不再用来表示‘治'义了。

  我没有时间来统计《尚书》中用作‘乱'义的“治”是否为 18处,这点姑且不论。除此以外,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至少有五大谬误:

  一、称“十三经”为“先秦时代儒家的主要典籍”,就是缺乏常识之谈。因“十三经”中的《春秋公羊传》成书于汉景帝是时,这以前只凭口述,并未“著于竹帛”(见《四库全书》总目卷 26《春秋公羊传注疏》条),先秦时代哪有《春秋公羊传》这部“典籍”?《春秋 榖 梁传》、《尔雅》、《礼记》也均成书于汉代,并非“先秦时代”的“典籍”。这些都是在《辞海》等一般工具书中可以查到、而且水平较高的高中学生也知道的。

  二、说《尚书》以外的“十二经”中没有一处是以“乱 ” 训“治”的,纯是信口胡说。仅就记忆所及,这“十二经”中就有三经存在以“乱”训“治”之处;其一,《论语·泰伯》:“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注:“乱,治也。”其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乱臣十人。”杜预注:“ 乂 乱,治也。 ”其三,《尔雅·释诂》:“ 乂、 乱、靖、神、弗、屈、治也。 ”

  三、他 在该文中明明说过“再搬出《释诂》云“‘乱,治也'的法宝”,可见他已从《恐非正解》的引文中知道了《释诂》有此一说,但又断言《尚书》以外的“十二经”中无以“乱”训“治”之处;那么,金文明若非不知《尔雅》为“十三经”中的一经,就是不知《释诂》为《尔雅》的篇名,而且是其各篇之首。倘是前者,则金文明君的侈谈“十三经”乃是肆意欺骗读者,因为他自己连“十三经”是那些经都弄不清楚;倘是后者,则意味着他连《尔雅》的目录都未翻过,但却竟敢宣称包括《尔雅》在内的“十二经”“就连一次都没有用过‘乱'字的‘治'义”,这同样是肆意欺骗读者。

  四、说“‘乱'字的‘治'义”“在古代文献中”“使用的时间也不长”,真不知从何说起。据我所知,《尚书·盘庚》中就有以“乱”作“治”解的“予有乱政同位”之语,直到李白晚年所作的《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还在说“十乱佐周而克昌”。从盘庚说那句话到李白晚年,相距至少二千年。难道二千年是“时间也不长”?

  五、说“秦汉以后,除直接引用《尚书》原文外,‘乱'字便不再用来表示‘治'义了”,这便是公然撒谎。因为,要下这样的结论,光是检索现有的大丛书的光盘(如《四库全书》光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以外的现存秦汉以后的全部著作和文章检阅一遍才行;这在今天是谁都做不到的。而他竟然如此宣布,好像他已把这浩如烟海的古书全都查阅遍了。要拆穿他的谎言,仅上引李白的“十乱佐周而克昌”一句本就够了;只是为了避免孤证之嫌,这里再引东晋孙盛之说:“夫经国营治,必凭俊喆之辅;贤达令德,必居参乱(参与治国)之任。”(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请问,这是在“直接引用《尚书》原文”,还是这里的“乱”并不“表示‘治'义”?

  仅是这么一小段文字,就有这么多学术上的常识性错误;尝鼎一脔,足知其味。我之作《恐非正解》,原是见近年来给谴词造句所设置的清规戒律愈益苛细,故而不能自己。因我认为这对繁荣创作和提高青少年的写作水平都有害无益,而且苛细的清规戒律必然会把人引向谨小慎微一路,不利于培养青少年的积极探索、勇敢创造的精神。我也知道,我的文章既有其针对性,自必会遭到反对,从而真诚地期待着本于学理的切磋乃至严厉的批评。但首先发难的竟是这样以无知为特色的大作,这实在不能不引人深思:这仅仅是金文明君的个人问题,抑或此类清规戒律的设置原本缺乏学理上的支撑?

  金文明的《正解、误解和歪解》,全文的版面字数共 2015字(包括标点符号和空格),却有五处极明显的“硬伤”。在其批余专辑《月暗吴天秋雨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的封面有这样的说明:“《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本散文集版面字数加起来不过44.5万字,全部文史差错竟然达到140多处。”纵使其所揭露、批判的全都属实,也只是平均3000字有一处差错。不知金文明对自己这种骇人的差错率有何感想。

  最后,就我与金文明的所谓“文字纠葛”本身说几句话。我的《恐非正解》虽然是与闲斋商榷,也牵涉到了金文明;其实是对事不对人的。

  近几年来(也许有十年了吧),出现了一种颇有市场的不成文规定:凡是古人已把这两个字搭配起来作这种意义使用的,今人就不得把这两个字搭配起来作另一种意义使用;否则就要被批判为不懂这两个字的意义,受到种种挖苦,例如那位写过“宁馨的氛围”的作家(我不知此人是谁),就已为此受到多次批判了。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首先,这种规定不符合汉语言文字的发展特点。关于此点,我已作了《必须重视汉语言文字的发展特点——谈一种关于写作的无理要求和批判》一文(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5年第1期)加以论证。这里只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大家”一词,在唐代以前本作上卿等意义用,到了唐代后期,“大家”才作“大 伙儿”的意义用。倘若唐代人就遵守“古人已把两个字搭配起来作这种意义用了,今人就不得把同样的两个字搭配起来作另一种意义用”的原则,我们今天哪有作“大伙儿”意义的“大家”一词可用?

  其次,汉字的字数不多,一词多义是常见的现象,这就是由前人 和后人把同样的两个字搭配起来表述不同的意义而造成的,今人对此实在是避不胜避。如果承认上述的不成文规定,今人就会动辄得咎。例如,“寝衣”在古代本指被子,见《论语·乡党》“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句何晏注。但巴金《雨》之六却有“同时那个穿了寝衣躺在床上嚷着肚皮痛的高志元也闭了阔嘴”的句子,其所说“寝衣”乃是睡衣;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也曾写过“将挂了的寝衣除了给他”。倘若按照这种规定,人们也就可以指责巴金和夏衍“古文根底太差,连‘寝衣'是什么也不知道了”。所以,这种规定必然沦为一些人用来任意打人的棍子,至其对青少年的危害,已见上述,此处不赘。

  金文明为反对《恐非正解》而作的《正解、误解、歪解》不但没能在学理上批驳我的上述论点,反而为我提供了一个生动例证。请看他的这一段文字:“章教授的考证方法,基本上用的是‘拆字重组法';先把‘致仕'分拆开来,再将‘致'字的‘归还'义项换成‘到达',然后重新组装,便得出了‘到达仕途'的新义。这种违背语言实践的拆字戏法,在学者眼里看来是不值一驳的 …… ”但他在这里所用的“拆字”却同样是不符合自古以来的用法的。请看《辞海》对“拆字”的解释:“一种以汉字造型为依托的迷信。以汉字加减笔画,拆开偏旁,或打乱字体结构,加以神秘主义的发挥,以推算吉凶。”这就是“拆字”的自古以来的用法。而他加给我的所谓“拆字重组法”,按照他的解释乃是把“致”字跟“仕”分拆开来。这跟自古以来使用的拆字的意义大相径庭。

  可见,他所竭力鼓吹的古人已把这两个字搭配起来作这种意义用了,后人就不能再将他们用作别的意义的原则,不仅违背汉语言文字的发展趋势,而且是他自已都遵守不了的苛法。再将此用作打人的棍子,除了对今人的写作造成严重的危害外,还能起别的什么作用呢?

  

(责任编辑:(朱月怡: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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