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季羡林 90高龄演广告
侯江
2007年06月13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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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我为什么无偿拍公益广告
14日下午,记者在北大未名湖畔采访了这位中国国宝级人物、学界泰斗季羡林老先生。
季先生的家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壁墙的中国传统老式书橱了。季先生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年的二月兰开得早,就在那边的小山上,那是诗人闻一多最喜爱的花。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季先生最爱花,他还为北大的西府海棠写过一篇悼文。现在未名湖里的荷花都是季先生亲手撒的籽,所以北大人把它们叫做季荷。
季先生对记者说:“我是北京晚报的老朋友了,我50年代写了许多东西,就是写给北京晚报,那是些随着自己的心里感悟写出的短文。”他风趣地说:“90岁已经是够老的了,但是就脑袋来讲么,是难得糊涂。我现在每天工作7个小时。早晨4点半起来,写东西,到9点多,出去走一走,回来再写。下午就写不成了,因为客人太多,多得超过需要。”
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说起这次拍摄以“尊师重道、薪火相传”为主题的公益片,季先生说:“现在我们整个的情况是重理轻文。上次江主席到北大来,校长让我代表老教授讲话,我说现在重理轻文现象比较严重,这对我们的发展不利。”
季先生谦逊地说:“我自己瞎想呀,科技发展,本来靠理工科,不过你没有中国文化的基础、世界文化的基础,对将来的发展就会有限制。我有一个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季先生接着解释:“科技方面,表现中国特色困难。为什么?你就是站在世界第一,也不是中国特色。那第二的国家可以很快地赶上你。要真正表现特色,还是得有文化基础、文化底蕴。要想立竿见影呀,要想学了中国文化立刻就能在科技方面表现出来,也不那么简单。现在的工作人员不要光使用,要培养使用,每天让他们能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一天比一天高。”
我们现在对人文科学的重视不够
季先生认为,在21世纪,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将会是越来越强。他说:“这两个学科过去是泾渭分明,21世纪,有些科学你很难说它是哪一种了。总的趋势是文理要贯通,我们现在对人文科学的重视不是那么太够。”
谈到当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季先生说:“现在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你觉得高不高呀?不太高。实际上中国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能做到的话,那国家也能安定团结,世界也能和平。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不要加给别人。我们不是说中国的传统道德都对,一定有糟粕,有精华,现在我们要发展其精华,有的和世界潮流就要有碰撞。”
就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季老举了个例子。他说:“我在德国10年,有一次,见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打架。如果在中国的话,你会讲,你大的怎么欺负小的?你比他高好多岁。在西方不是这样。他们会说,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强者。所以现在我们不要讲强国欺负弱国,西方的观念则会认为,你弱,你就应该受欺负。”
记者问季先生:“您一直从事梵文的研究、从事翻译学的研究,同时您也写散文,大家都觉得您六七十年以来创造力特别旺盛,您有什么绝招儿么?”
季先生听完笑了。他说:“没什么绝招儿。我这个人一生如果讲有什么长处的话,就是我的脑筋呀,永远不停地在活动。”
临别时,90岁的季先生坚持要把大家送出门外。平时不管是什么人去看他,他都要这么做。他说:“我为什么不能送客呢?我又没有什么特殊的。”
该片导演:文化宗师出演公益片是第一次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著名导演、摄像张会军教授出任此次公益广告片的导演。他对记者说:“现在的公益广告还没有纯粹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21世纪中国强大起来,人们会反思中国在世界上靠什么立足的问题。”
“季老90高龄了,但我觉得老人的思路很开阔,非常认真,我觉得他答应这件事对我们的触动就特别大。季老的身体不是问题。几套方案我们都想好了,我们拍摄不是用一般的磁带,是拿35毫米电影摄影机,要同期拿话筒录音的。我们想用象征的手法,主要是用季老的形象和动作来表现。基本上不想用图片,大概可能会用一些北大著名学者比如梁漱冥、冯友兰、胡适的照片,用镜头的叠化来体现薪火相传的主题。不会用现代的动画,实拍才最能体现人文关怀。”
文化学者:民族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王守常先生说:“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全球文化被西方主流语言所占据。这样下去,中国人就会丢掉自身的标识。这次做这个公益片,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李林先生说:“国际的大公司、名人都做公益广告,他们通过这种形式赢得观众对公司的道德认可和信仰认可。反观我们的广告,则有一种浮躁的取向,这种取向告诉人们无知有理,无知可以致富。大家都抱着一种一夜暴富的心态,这样的取向是民族的悲哀。”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清平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入清华大学学习德文,1935年考取赴德研究生,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因二战原因滞留德国10年,1946年始得返回祖国。他在“文革”期间凭顽强毅力将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译成中文。八十年代开始主编《东方文化集成》、积极推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传世藏书》的编纂与出版。著有散文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
《北京晚报》
| (责任编辑:黄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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