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音乐经典之《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

这首歌不仅让才旦卓玛名满天下，她以翻身农奴的亲身经历，充满了真挚情感的演唱，同时使她的歌声和这首歌一起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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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歌唱家才旦卓玛曾因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而红极一时。

人们记住了才旦卓玛，记住了该曲作者，朱践耳的名字，但对该歌曲署名为焦萍的词作者是谁，却一无所知。建党80周年前夕，笔者，终于在陕西铜川矿务局家见到了焦萍，并听他首次披露雷锋曾修改过《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的内幕。提及创作《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日子，老人说：焦萍是我的笔名，其实我的真名叫姚莜舟，老家在江西省铅山县。1949年他报考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到17军50师政治部当干事，1951年他奉命赴朝作战，凯旋后就来到陕西铜川焦坪煤矿当了一名技术员。

因为矿上的工人大都不识字，焦萍成了这里的文化人。让他感动的是，工人们虽然不识字，但无处不在的口头文学却言简意赅、情真意切。1959年腊月的一个风雪之夜，焦萍突然有一种写作的冲动。那晚，他一气写了三首小诗，其中就有《唱支山歌给党听》。作品写好后，他就寄给了省城的《陕西文艺》，不久便被该杂志全文刊发，随后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编汇在《新民歌三百首》中。1962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因公殉职。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举国掀起学雷锋高潮。当时，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看到雷锋日记里抄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后心情难以平静。很快谱写成了曲子，并交给了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才旦卓玛试唱，没想到此歌在全国一炮打响。焦萍告诉笔者：“这一首诗能成为歌词，是雷锋同志的功劳。雷锋摘抄这首诗时，曾作了点石成金的修改。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另一句‘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一改，就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更适宜于谱曲了。”

（据《解放军报》马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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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每当才旦卓玛深情的歌声响起，我都不由驻足倾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慕名拜访了这首歌的词作者———年近古稀退休在家的姚筱舟老人。

姚老是江西省铅山县人。1949年铅山解放后，年仅16岁的姚筱舟投笔从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开赴云南剿匪。1951年，他高唱志愿军战歌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接受了炮火洗礼，生死考验，于1953年归国。

归国后不久，厄运降临到姚筱舟头上，由于出身问题，他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转业后他先分配到陕西商洛石棉厂，后调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任技术员。1957年煤矿的一次火灾事故，使姚筱舟受到了“撤职下放，管制劳动”的严厉处罚，从此，姚筱舟每天与矿工一起下井劳动。这期间，他一度苦闷彷徨，万念俱灰。然而，在劳动中，在与工人的接触中，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焦坪煤矿大部分工人解放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窑中采过煤，受尽了折磨，交谈中这些工人常常以新比旧，对共产党充满了深情与感激，他们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姚筱舟经常代他们写家信，一位矿工每次在信的结尾都要写上“记住共产党的恩，好好党听的话，报共产党的恩”这样几句话。深受感染的姚筱舟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1958年一个风雪之夜，他一气呵成写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用笔名“焦萍”发表在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总路线诗传单》第8期上。这首小诗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朱践耳见到后，谱了曲，由才旦卓玛首唱，一时红遍大江南北。

后来歌曲获了奖，但由于姚筱舟身份特殊，没有资格参加1964年文化部举办的颁奖大会，只是由矿上转交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作为奖品。姚筱舟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文革”中，他一边接受批判，一边编写了《霸王窑》、《矿工恨》两本矿史，控诉那吃人不吐骨头的旧社会。

1978年，姚筱舟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他重新焕发了青春，全身心地投入到赞美矿山的歌曲创作中去，先后写了《星星啊星星》、《矿工情深深》等30多首歌词。

谈起那段坎坷的经历，姚老平静地说，那不仅是个人的灾难，而且是一代人的灾难，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灾难。我们党的英明伟大之处在于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与党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他要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薄绵之力，继续歌颂党，让下一代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望着满头白发但仍然乐观、豁达的姚筱舟，我不由心中一热，不由想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之句。

（国防报2001年05月24日第4版李广友/文）
 
选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