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治农 巩固统一

　　武则天在位时，一贯强调建国之本，必在务农。 
 
 
但她的治农，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方法，任其自由发展。

　　武则天十分尊崇佛教，但也不排斥道教。如她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劝农桑、薄赋徭”、“给三辅地”的同时，号召“王公以降学习《老子》”，这是以老子“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教育王公大臣。武则天十分尊崇老子，对土地管理、农民生产，不过多地干预。当时的均田制已实行了一百多年，封建国家对土地、人口控制很严，甚至连种植什么农作物也作具体规定，十分不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不少农民为了摆脱国家的奴役剥削和渴望新的自由生活，纷纷逃亡，这被称为“逃户”，即从国家户籍上脱漏。但这些逃户脱籍不脱产，一部分逃往荒原僻地去垦荒种地，一部分依附于王公百官富豪之家。

　　武则天在对待“逃户”的政策上，采用逃户还归，可享受“给二年”的种种优待。以往的逃户回来后，不论户等高低，给复二年。有些地区的逃户，田地由官府贷种托人经营。如果逃户回来，归还田地庄稼，课役全免。

　　武则天对逃户和广大农民，采取放任和宽容的政策，减轻了地主官府对农民的盘剥，从而缓和了农民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使当时的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振兴，而且在武则天对统治阶级内部大行诛杀之时，全国农民都比较安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实际上是“以无为为有为”的治农方略取得的效果。当然，武则天也并非对农业一点也不管理。如她组织“北门学士”编写的《兆人本业》，就是教育臣民如何进行农业生产的。她还规定，凡州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地方官吏可得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地方官要受惩罚。因而在武则天统治时，粮仓丰实，人口比贞观时还增加了一倍，这一功绩是有口皆碑的。

　　治理边民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盛兵强的帝王，多以武力开疆。唐太宗则恩威并济，一面诉诸强兵悍将开疆，一面以“德化”治边，致使贞观之时，边疆30年无战事。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边疆又开始动乱起来，而武则天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也有自己的手段。

　　公元670年，原已归唐的吐蕃举兵反唐，攻陷了西域十八州城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公元679年，东突厥24州酋长也叛唐复立，边疆战事又起。叛军企图把战火引向中原。面对这些突然兴起的战争，素以武功见长的李氏家族后世子孙，远没有其先祖李渊、李世民的勇气与胆略，他们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武则天面对叛军，处惊不乱，采取了拉拢、安抚与驱兵镇压的两种手段。

　　对于东突厥，武则天除了动用军队防止其兵进中原之外，又不断派遣使臣，向突厥酋长陈述利害，以求国家安宁。东突厥的反叛，主要是想收回在咸享年间被安置在丰、灵、代、朔、胜、夏等六州的突厥降民。武则天得知，立即答应还降户数千，由其自治。并又给其“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很快，唐同突厥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突厥默啜可汗还两次出兵，帮助唐军袭击骚扰河北的契丹军队，使河北的战火很快平息下来。武则天又授予默啜“立功报国可汗”的称号，这表明，突厥民族仍然是大唐帝国的臣民。此后，武则天又不断地给突厥地区赠送大量的生活资料和农业械具，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而对于攻占西域的吐蕃军队，武则天从战略的眼光出发，为维护大唐疆土，坚持不断地派出大批军队，同吐蕃反复交战，特别是争夺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是扼守西北、维护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武则天在西北边防大规模地开展屯田运动，增加西北防务。公元692年，大周将领王孝杰终于收复了安西四镇，并派三万精兵镇守。当时，吐蕃请求归还安西四镇，武则天拒不同意，声明置四镇予以据守，就是为了防止吐蕃东侵。强大的军事防备，震慑了猖獗一时的吐蕃叛军。此后，武则天为了安抚吐蕃臣民，不断派使臣向他们叙述友好，并多次称赞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为加强唐蕃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希望唐蕃人民继续友好下去。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宣传面前，好战的吐蕃首领论钦陵，终于在内讧中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