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0日，中国作协名誉委员、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据了解，浩然遗体告别式定于本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其骨灰将与两年前去世的老伴一同安葬在河北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浩然用自己一生的创作，践行了“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的铮铮誓言。【留言】

　　◆◆生平简介◆◆　　　　　　　　　◆◆各方追忆◆◆　　　　　　　　　◆◆作品：从《艳阳天》到《苍生》

　　浩然，本名梁金广，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唐山开滦赵各庄矿区。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至1964年先后任河北日报、友好报(俄文)记者，《红旗》杂志编辑。后在北京市从事专业创作。

　　浩然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河北省三河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苍生文学》杂志主编。1949年，浩然立志文学创作事业，走自学成才的道路。他在北京郊区和冀东农村坚持40多年艰辛的艺术耕耘，以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等步入文坛，以长篇巨作《艳阳天》、《苍生》闻名于世。[详细]

　　 浩然以“写农民，给农民写”为创作宗旨，在半个多世纪的笔墨生涯中，以1300余万字的作品成为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罕见的高产作家。

　　浩然常说：“农村是我创作和生活的不尽源泉，农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是的，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浩然的灵魂始终坚守在农村大地上，艺术生命之根深深扎在农村的沃土之中。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从《山水情》到《苍生》，浩然在共和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记录时代风云的史诗般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多姿多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新时代农民形象。读浩然的作品，不能不为他字里行间洋溢的对土地、对农村、对父老乡亲的真挚感情所深深感染，不能不为他笔下的一个个展现着崇高的思想光彩和浩然正气的农民形象而肃然起敬。 [详细]

　　晚年的浩然定居我省三河市，在这里，他完成了三卷本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和《圆梦》，并开始推进他所提倡的农村“文艺绿化”工程。

　　浩然给自己在三河居住的小院起名“泥土巢”，意思就是“下蛋”和“孵雏”的窝。在这所普通的小院里，他和一些支持者一起筹建了县文联，创办了旨在“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的《苍生文学》(季刊)，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农村“文艺绿化”的旗帜，在贫瘠的土壤上播撒下绿色的文化种子，使一棵棵文学小苗破土而出，绿意浓浓。

　　浩然曾深情地说：“我自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是业余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学小苗最渴望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加以扶植。” [详细]

　　在外人眼里，作为著名作家的儿子，是多么风光的事。浩然长子梁红野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他永远是父亲，而不是什么戴着光环的作家。”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经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身为作家，浩然并没有要求子女将来和他一样从事创作，“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福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红野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他当好长子，“小时候我很凶，总是和弟弟妹妹们闹别扭。有一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大哥，你有责任和爱心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他们是你的亲人。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兄妹至今都相处得很和睦。”[详细]

　　梁晓声与浩然没有什么交情，“我们也仅仅见过两面”，不过浩然的作品早为梁晓声所熟悉。“早些年，作为知青我还在北大荒插队时，就读过浩然的不少作品。最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鹊登枝》。那时，为了掌握写作技巧，我们一帮文学青年，还曾就浩然的一部儿童小说进行过研讨，结果获益颇丰。”梁晓声说。

　　据梁晓声介绍，他与浩然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饭局上见过一面，“当时我和他挨着坐，只在吃饭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透过话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朴实而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梁晓声看来，浩然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包括《西沙儿女》在内的作品，的确与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挟，这一点我能理解他。”[详细]

肖复兴：错误或贡献是农民式的

雷达：“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

　　肖复兴第一次与浩然见面是20年前的事。“当时我和他应邀到天津给青年作家改稿，我们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层楼上，晚上没有事我们就一块聊天，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开心。”肖复兴说，当年听浩然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想他如此谦和、平易近人。

　　肖复兴和浩然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诚，“我们在聊天时不自觉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关于创作，关于自己对时事的想法，我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内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挣扎的。一方面他在对过去所做的事进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对未来，如何振作起来东山再起，介入新时期的文学事业。”肖复兴说。

　　肖复兴还说：“他是个农民，他的一切错误或贡献都是农民式的。”肖复兴认为，尽管浩然的创作受当时政治观念很大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始终心怀农民，关心民生疾苦。[详细]

　　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在雷达看来，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雷达说。

　　与此同时，鉴于浩然作品带有的为当时政治服务倾向，雷达认为浩然是“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内的所有作品，给浩然的创作贴上了鲜明的标签，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雷达说，“文革”后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创作了像《苍生》等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详细]

                             作品：从《艳阳天》到《苍生》

　　对于35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是一代人成长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时代的某些碎片。他的《艳阳天》、他的《金光大道》曾热闹一时。如今，这些作品已渐渐远去，浩然也已逝去，但有关他作品和人品的争议却一直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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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阳天》是最能显示浩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说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可贵的是《艳阳天》里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农民的形象，更为可贵的是，浩然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定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详细]

　　《苍生》是新时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冀东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在艺术上，更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依然保持朴实、生活化的优点。《苍生》的问世，表明浩然正在逐步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摆脱因袭的重担，向着更新的目标挺进。

　　 在所有的作品中，浩然最偏爱《金光大道》，他曾说：“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深化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