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苹果》：启蒙失语后的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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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终岁末，电影纷纷抢滩。今年不同往年，呈现了一个 “删节”的高潮，除了争议很大的《色戒》，还有现实主义影片《苹果》。在我国尚未有电影分级制度之时，这无可厚非。

    11月30日，删节后的电影《苹果》国内上映。与《色戒》图解历史不同，它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

    电影将镜头瞄向北京底层民众，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典妻”故事：进城打工的“洗脚妹”被店老板强奸，不久，怀孕。同为打工仔的丈夫很无力，为了生活计，想让那个有钱的老板同意“借腹生子”。孩子出生后，妻子去店老板家当起了保姆…… 

    故事跟70多年前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和沈从文的《丈夫》十分类似，刻画底层人们被生活折磨得麻木并释然的心态。

    《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母亲，也是被人借腹生子，本希望能被有钱的“秀才”爱上，安稳地当小妾，最后被“秀才”赶回了家，希望破灭。

    《丈夫》中，为了生计，丈夫默许妻子去卖淫，一年一度，他都会去看望妻子一趟。妻子在船舱谋营生，他在船尾蹲了一宿。一大早，他把妻子“老七”带回了乡下。

    《为奴隶的母亲》和《丈夫》，都是讲述旧社会女性的悲惨命运，讲述人不能成为人，家不能成为家，爱无法成为爱的惨烈，透露出一种生活的勇气，是对旧社会的反抗与绝叫。 

    《苹果》的结尾，“洗脚妹”离开了“有钱人”，但也没回到丈夫身边，而且很是有点爱上有钱人，尽管这个人强奸过她。尽管有钱人说，他不可能跟一个打工妹在一起。

    影片触摸到了当今社会“笑贫不笑娼”的一部分真实。人们能看到生活的不易，能看到社会的不平等的现实，却看不到一种抵抗而积极的力量。相反，在金钱与现实的无形的大网中，情感变得服服帖帖，从而让原本的反思力量失掉了一些成色。

    其实，无论是《色戒》还是《苹果》，如果从最基本的叙事元素来说，都可比做“白毛女”故事的另类改写，都是让“喜儿”爱上了“黄世仁”。

    时代在改变。文艺作品中，政治意识形态在淡化，另一种“意识形态”——抽象的人性，性，情爱开始蔓延开来。暧昧不明的“人性”和“性”，成了这个时代一些人们鼓吹的新“伦理”，成为填补政治意识形态身后空白的粘合剂。

    于是，许多人自然就不觉得“白毛女”爱上“黄世仁”有什么不妥，甚至“江姐爱上戴笠”、“赵一曼爱上了冈村宁次”，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当“黄世仁”们比喜儿的未婚夫更温柔体贴时——这被叫做“爱情”。

    所以，有人赞赏，有人批判，说它是对时代精神的侮辱。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删节”，而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昭示着自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深深失落。

    启蒙呼喊人的解放与自由，呼喊批判与反思的力量。在商品经济时代，理想主义式微了，人的解放和自由，简单化地等同于欲望的解放，然后，大家高呼爱情万岁，人性万岁，生活万岁。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让人异化为资本链条中的末端的一个工具，那么，城市化的高节奏，则让许多人成为无所适从，无暇思考，无法自主的现代病人。

    电影中，通过打工妹手机中的流行歌曲传达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摇…… 

    这是一个启蒙与批判失语的时代。这也是“众声喧哗”式的浮躁的原由。

    从这层意义上说，电影《苹果》是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经典文本。无论赞同还是批判，都能从中获取各自的意义。

    多元化的宽容心态是必需的，然而，在“相对主义”、“莫衷一是”盛行的时代，选择坚守什么，认同什么，自觉地抵抗什么，同样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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