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沈从文生不逢时 作家富豪榜与文学无关

    日前，2008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揭晓，郭敬明以1300万再登榜首。不知何方神圣，闲着没事，干起了这放榜的营生，一干就是好几年。这总我让联想起科举时代，那些提着铜锣，走街串巷，送喜报、讨赏银的衙役或者太监。

    时代在发展，放榜的形式不同了，但本质上还是跟钱联系在一起。放眼望去，各类富豪榜，遍布天下。放榜者那天生的媚骨，几千年来都是没有变的。只不过，这回这些媚骨们，跟传统印象中的穷酸文人——作家较上劲了。

    文学，在很多时候，是一个穷酸寂寞的活。80多年前的沈从文，漂在北京，每天靠啃着冷面包度日。饿得不行，向郁达夫求救。郁达夫劝他别再捣鼓文学了，趁早回湖南，再次，去偷去抢。如果他们知道在80年后的今天，写写脑残的都市情感剧，或者假装叛逆，骂几句社会和人类，或者东扯西拉、讲讲通俗演义，就能购置大片良田，豢养一群恶奴，估计要慨叹生不逢时了。

    时代终究是不同了。写作是一项创造性极强的活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获得丰厚的报酬，理所当然。君子本不应当是固守贫穷的。当今社会，稿酬制度日益完善，让许多作家丰衣足食，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相对于出版商们来说，作家们拿到的顶多就是一个零头。所以，作家总体来说，还是很穷的，这真是一件无奈的事情。

    而一张作家富豪榜的出炉，则打破了那面平静的湖水：原来有的人，可以赚得更多的，可以跟企业家媲美的。于是，媒体也跟风鼓噪，仿佛作家是一个可以借以发家致富的行当。殊不知，这么一个榜单其实跟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历数那些上榜的作家们，绝大多数的文学成就，是完全写进不了文学史的，而没有经过文学史经典化的这个过程，最终都只是昙花一现，意义寥寥。

    他们更像是文字劳工，瞄准大众需要什么，就写什么。哪种文字好卖钱，就写什么，本质上跟超市里售货员的简单劳动没什么差别。这不能怪他们，文学为稻梁谋，没什么错。市场经济的繁荣，网络文化的兴起，写作的神圣性早已被瓦解。何况，在这个社会里，能自食其力，终究是值得尊敬的。

    只是，把这么一小撮非代表性的作家的高收入拿来炒作，对更多默默无闻、甚至为生计而殚精竭虑的严肃作家来说，未免不是一种嘲弄。两年前，有著名作家洪峰领不到工资在沈阳街头公开乞讨。今年10月，又有作家老村在博客里写下《十悔书》，穷困潦倒，希望在网上卖点字画为生。如此种种，令人心酸。

    有人会说，市场经济条下，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谁叫他们不会写出能卖大钱的文学呢？这种说法，实质是将精神活动的文学创作，简单类比成了工厂车间里的商品。如今，人们最爱说的是“三贴近”，大众说好的就是好，网民说好的就是好。这个评判标准在文学领域是不完全适合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流传的经典作品，有许多恰恰是“反”大众的。正如鲁迅当年在广阔的中国，其实也不那么火。他妈妈还劝他趁早别写《狂人日记》之流，不如写写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那个好看。大众的文化口味，往往只需要一点浅薄的佐料填补就可以。以大众是否买账来衡量文学价值，正如以作家富豪榜来炫耀一样，与文学的进步基本无关。

    这么个富豪榜，也让我想起央视主持人张越讲的一个故事。她去采访农村妇女，问对方平时看电视吗？“偶而看。那些节目我看了就活不下去，你看看人家都活成那样，我一看电视就觉得我不配活着。”这位农村妇女说。

    是的。我想，看着这么个榜单，很多作家或许也会顿生不配活着之感。这么个宣扬金钱主义的榜单，正是以虚假光鲜的成功，吓坏了老百姓，吓坏了其他作家。

    一些作家，原以为“我没有钱，但我还有理想”。如今，他们或许才发现，那些所谓理想，在按价码排位面前，在大众的欢呼中，其实狗屁不值。长此以往，中国文学继续被人骂为都是垃圾，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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