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的评论让我感到“爽”！不仅是因为他们当了《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位小孩，说出了诗人和诗评家因为怕得罪人不敢说的真话。近年诗歌评论界正不压邪，即使有的人不怕得罪人，却怕批评同行会招来“同行相轻”的指责而不愿凭着艺术的良心说话。上个世纪80年代新诗繁荣，与当时有谢冕等人格高尚，业务又过硬的诗评家的保驾护航休戚相关。目前新诗评论界太缺乏敢说真话会话行话的评论家。还因为很多网友以诗的形式留的评论相当精彩，完全是优秀的诗作，甚至比“消息”中赵丽华写的那些诗都更像“诗”。我过去认为在物质主义流行的时代，既没有富有诗意的生活，更不可能去学习语言，所以不可能写出有“最高的语言艺术”之称的诗。但是很多网友的评论让我发出感叹：“好诗在民间”，“好诗人也在民间”。

　　身为新诗研究专业人士，通过这个事件我得到的更多是反思：

　　目前中国急功近利的思潮正在泛滥，“饿死胆小的”成为国人的口头禅。而且中国正处在“广告人为王”的广告时代。如同广告人的狂言：“给我足够的经费，我可以让石头当上总统。”在这样的时代，“诗外功夫”显得格外的重要，静心诗艺潜心创作的诗人根本没有那些擅长“炒作”、“交际”的诗人“走运”，因此后者在诗坛上的“名气”远远大于前者。新诗坛长期形成发表作品的“潜规则”：诗作能否发表，并不完全取决于诗作的质量，名气、关系和诗的质量都需要，甚至前两者，特别是名气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也是目前文学史或诗歌史选择诗人或诗作入“史”的潜规则。这导致很多诗人本末倒置地致力于“诗外功夫”，通过拉帮结派当领袖、充当某种新术语或新理论的发明者，甚至当诗刊诗选的总编，请名人，特别是名诗评家写评论，甚至不惜自我吹捧等“非诗”手段“炒作”自己的名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投机取巧的人在当今时代竟然很“走红”，成为“著名诗人”，不仅诗作满天飞，而且还真的被那些二三流的诗歌史撰写者写进了诗歌史。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诗坛真相，写诗歌史时通常只看流行诗刊、诗选，只关注诗歌运动流派，只听诗人口号宣言。那些潜心诗艺的人反而得不到应该有的重视。当代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在2005年10月上海举行的“诗意城市：上海先锋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颇能说明这一点。他说：“在诗歌圈外的人看起来上海的诗歌不是太景气，印象里头上海和诗歌好像离得都比较远，好像上海也不重视诗歌??????另外上海诗人个性都比较强，都有点自负，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拉帮结派’，而且也拒绝对他们的作品作就像我现在所作的对他们进行整体性的概括，但是在当代中国以运动为主要特征的诗歌环境里头，他们的名声也因此受到损害，影响力也受到一些削弱。” 在“乱世出英雄”的广告时代，特别是在最近20年，很多“著名诗人”都是搞“运动”起家的。这种“终南捷径”令很多本不屑于走这些歪门邪道的诗人吃亏不少，有的人也受不了名利的诱惑成为了诗歌运动的“健将”或者诗坛上的“交际花”。女诗人安琪在2004年7月6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召开的“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研讨会”上，坦言她近年热衷于编诗选，提术语，搞“命名”，甚至讲主义的原因。正是因为目前很多诗歌史太重视群体的运动，诗歌史只是诗歌流派、诗歌思潮的历史，轻视个体的诗人在诗坛的默默无闻的耕耘。她甚至还质问主持会议的诗歌理论家吴思敬先生：“难道当前的诗歌史不就是这样写的吗？如果诗歌史不这样写，我们还会这样自我炒作吗？”安琪的发言及质问确实很偏激，她忘记了当前诗歌理论界还有一批很正直的理论家。但是她的说法也有一定的依据。当前一些诗歌史，特别是一些大学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诗歌史的作者是极不负责的，其中绝大部分作者根本不是专业的诗歌研究者。目前在新诗评论界，无论是学院派评论家还是江湖派评论家，绝大多数是屈从于名气、人际、权力和金钱的“广告人”。我专门从事新诗研究20多年，也颇有从事新诗研究半个多世纪的洪子诚的同感。在当代中国以“运动”为主要特征的诗歌环境里，新诗坛沦落成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诗歌的艺术之争常常变味为“话语权之争”，如近年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诗人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诗作出名，而是依靠“诗歌运动”。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样的“非诗”生态中，一些优秀的诗人类似被逼良为娼，走上了过分“炒作”的邪路。不仅严重危及自己的诗歌前途，很多诗人名气越大，诗写得越来越差，甚至不得不搁笔。还严重影响了新诗的发展，败坏了新诗的声誉，读者只能读到“著名诗人”的坏诗，自然以为新诗不过如此。无论是赵丽华的“作者简介”还是“专家”的评论，都可挤出水分。如作者简介中的很多“评委”都是民间的，甚至是小圈子的，并不具备权威性。但是不可否认，赵丽华确实是“著名诗人”。但是今日诗坛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多元时代，她的诗，特别是网上所举的几首诗，不仅不能够体现目前中国女性诗歌的创作水平，更不能代表目前中国新诗的创作。网上所列的“专家”评论，更不能代表目前中国新诗理论界的水平。即使赵丽华可以以“诗人”的身份立世，那些专家的“诗论家”身份就令人怀疑。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优秀者，如新诗博士唐欣。他的那段评论也不完全是“吹捧”文字。

　　我以新诗教授的名义说句自以为“公正”的话，对“知名诗人”赵丽华的诗作出以下“鉴定”：如寓言《小马过河》中小马的感叹：“河水既没有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没有小松鼠说的那么深。”赵丽华的诗既不像刘亮程、格式、安琪等人所说的那么好，也不像网友们“恶搞”的那么坏。我统计了一下网易的网友评论，共1272条，为赵丽华辩护的不到10条，“恶搞”甚至“乱骂”的多达三分之一。这对赵丽华，特别是诗人赵丽华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此时，我想质问那些平时把赵丽华吹上天的诗界人士躲到哪里去了，那些自称是赵丽华的“密友”、“挚友”、“知己”、“知音”躲到哪里去了？害得我这位只有一次“握手之交”的“诗坛隐士”路见不平，拔“笔”相助，不得不出来说几句公道话。

　　我认为网上这几首诗除《摘桃子》一首外，其它的确实很失败，被网友“恶搞”有点“活该”。但是赵丽华确实写出了一些好诗。如近年由于很多世俗女性主张“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为悦己者容”这一传统思想在现代中国被“发扬光大”了，推崇“女为己容”的知识女性可以把爱情视为白日梦，却无法逃脱尘世的烦扰，也不得不直面现实的生活。这正是今日女性，特别是以诗人为代表的知识女性的真实生态。赵丽华发表于《都市》2003年第1期的组诗《事实胜于雄辩》呈现的正是21世纪的绝大多数女诗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女诗人，生活在世俗化与精神化的对抗与和解中的真实状况：“除了这朵花要开/再也看不到别的了”（《大多数人都活得不容易》）。“我会不会把我当成你”（《如果没有镜子》）。“肉体尽可能热一些/内心尽可能冷一些/这样可以不盗汗/这样可以不吹空调/这样可以不背包袱//这样可以多说几遍/‘这样是真的不可以！’”（《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柳树一直以为和不远处的杨/树/是纯粹的同志关系/但那天柳树做梦/梦到杨树抱她/再看到杨树/她就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仿佛什么事/真的发生过。”（《或许真有爱情》）。这组诗在内容上应该是一流的，在语感上也是优秀的，在语言上却是粗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