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建国之初曾分别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担任过编辑,论知名度,他还不如他恩师沈从文呢。沈从文在北京第一届文代会被选为三十名作家代表中的一名代表,也在《新建设》、《旅行家》和《人民文学》等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而他虽然也偶有文章发表,但却微乎其微。在《说说唱唱》从创刊到停办的五年多的全刊上,也仅有他的两篇诗文。文章《从国防战士到文艺战士》发表在52年的第8期,译诗《井底引银瓶》发表在54年第2期。只是它署名为曾其,观其文笔，当是曾祺。

　　《从国防战士到文艺战士》是一篇人物专访,所以文章的副标题为《记王凤鸣》。王凤鸣是辽宁海城人,因家贫难以生存才参加了解放军。他喜好二人转,能唱会编,就由一名战士改做文艺兵。在庆祝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所举办的体育文艺表演竞赛大会上,他有两篇作品获奖,这篇人物专访记述的就是他的成长过程。《说说唱唱》以发表说唱文学为己任,有此好的观摩学习的好机会,当然不会错过。他们就是在观看演出后才选编这期演出专号,并配发人物专访的。为此《编后记》中还写有这样一段话：“这次的竞赛,不仅会对全军的文艺运动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会对一般的文艺工作者发生有力良好的影响。”老舍非常重视曲艺作品的写作,作为主编,他才编发了这期演出专号,并将认识提到如此的高度。

　　《从国防战士到文艺战士》全文近四千字,写了王凤鸣人生经历和转变过程。汪曾祺不愧为文章高手,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又真实可信,确实在谋篇剪裁上有他的独到之处,尤其写人物的对话,简短而又传神,让人物呼之欲出,显现了他写过短篇小说刻划人物的过硬功夫。采访是在演出间进行的,时间短,发稿急,若无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文采,是很难写成的。他不辱使命,文章又写得如此干净漂亮,确实让人刮目相看。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难怪老舍有此远见：“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棋,一个是林斤澜……”老舍出言谨慎,能出此语,是从他所写文章和所选文稿的文采中才下此结论的。

　　《井底引银瓶》是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名诗,讲述的是一怀春少女与人私奔后受到歧视而忏悔的故事。将古诗今译,并将其神韵完美的表达出来并非易事,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是难以胜任的。也许正因译者自谦,署名才为曾其试译。但此曾其是不是汪曾祺的化名,或者是因手民所植呢？手头没有相关的资料,只能在此提出,以待研究者考证。但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曾傍听过朱自清、闻一多的古典诗词课,他也确实有诗人的气质和文采,所以由他来担当此译诗的重任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假如是老舍命他来译,他注有“试”字也就顺理成章了。这里且将诗的结尾四句录下对照,以供有兴趣者加以研究。原诗为：“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语痴情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译诗是：“为了你一天的爱情,葬送我整整的一生。痴情的姑娘啊你们小心,千万莫把爱情轻轻给人。”《说说唱唱》从始至终只刊此一首译诗,它为何刊出与它宗旨不搭调的此诗呢？此译诗如确实出自他之手,那在写作这十八般武艺中,他又亮出了一手绝活。

　　汪曾祺在开国之初那几年所写作品并不多,这是当时的环境无他用武之地,他也乐得先随遇而安。肖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挨批了,沙鸥的《驴大夫》挨了批,高莽的漫画《浪费》也点了名；还有《武训传》和其他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都有挨批的靶子。写了便有危险,搁笔才保安全,何不乐得自在游闲？所以他尚无命题作文,恐怕连《从国防战士到文艺战士》这样的作品也难以问世的。但整天能与老舍、赵树理相伴,耳熏目染,也使他受益匪浅。何况阅稿选稿也是一种学习和提高。无为而无不为,如无在《说说唱唱》这几年编缉生涯和写作练笔,也许就不会有他以后的《受戒》、《大淖纪事》这样的炉火纯青之作。

　　陆建华的《汪曾祺传》中说到他在《说说唱唱》做编辑这段生活时，有这样的精到见解：“汪曾祺认为：一个戏曲作家不学习民歌，是写不出好唱词的；写小说的，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正因如此，他十分珍惜解放之初先在《说说唱唱》，后在《民间文学》当编辑的那段生活。”因此，只有认真研究他在《说说唱唱》的编辑生涯和文章的写作，才能对他在这几年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对生活的认识有所了解，知他随遇而安的深刻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