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境里的中国哲学(上)

2007年08月02日10:30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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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大学里过去中国哲学教得很少，但是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哲学的课越来越多。我在美国的同事们十年前，二十年前可能还不承认中国哲学可以当做一种哲学，现在比较少听到这个声音了。现代西方很多哲学家如德里达等人都讲他者，但是要知道他者已经是一种抽象。

　　时间：2007年6月27日

　　地点：武汉大学哲学院会议室

　　访谈嘉宾：

　　李晨阳:CentralWahingtonUniversity(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教授

　　DennisSchilling（谢林德）：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München（慕尼黑大学）教授

　　StephenC.Angle（安靖如）：WesleyanUniver-sity（维思大学）教授

　　沈清松：UniversityofToronto（多伦多大学）教授

　　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

　　主持人：武汉大学教授吴根友

　　主持人：今天我们利用中国哲学大会正在召开的间隙，挤出一点时间，请几位围绕中国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的有关问题进行一次小型讨论。李晨阳先生是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有深切的了解，但他一直到上大学都是在中国接受教育。就请李先生先讲吧。

　　李晨阳：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大环境来考虑。一个是中国在国际文明格局里的地位。中国是一个有着很古老的文明传统的国家，而在今天，它正在崛起，这是一个大环境。另外一个是在当前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同时存在着冲突与对话。把这两个大环境结合起来考虑中国哲学在二十一世纪世界文明对话里面的作用和地位，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现在美国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这次来的时候在去机场的车上遇到一个小男孩，十三四岁，知道我要到中国来，就问了很多中国的情况。这个小孩告诉我，他立志要学中文，学习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大学里过去中国哲学教得很少，但是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哲学的课越来越多，学生感兴趣的也越来越多，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里面都有涉及中国哲学的课程。在今天的美国哲学界，中国哲学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情况，正在通过各种学术交流慢慢地发生改变，中国哲学地位正在提高，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论坛里的发言权也在日益增加。

　　主持人：您在美国一直是从事研究工作，也教学吗？

　　李晨阳：也教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都讲。还有一门课叫亚洲哲学导论。

　　主持人：刚才您说这些年中国越来越受重视，这一点从上课、开课的情况上有体现吗？

　　李晨阳：有，学生很感兴趣。主持人：不光是亚裔的人？李晨阳：大多数还是美国学生。

　　主持人：谢林德先生，请您谈谈中国哲学在德国高校的情况好吗？

　　谢林德：今天在德国，在欧洲有一个中国热，很多学生都在学习汉语。中国热不只是为了应对经济交流或者经济合作，我想很多人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人不太好理解。比如说中国在欧洲有孔子学院，可是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人，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这让欧洲人感到好像中国只有古代的文化，而不是现代的国家，没有一个现代的文化。

　　我还要谈中国哲学在欧洲大学的地位问题。德国的哲学制度跟美国可能不一样，在美国有很多学生，他们学习的哲学当是包含中国哲学。而在德国如果学生要学习哲学的话，他会学习欧洲古代文化，学习古代哲学、德国康德哲学，还有后现代哲学等等，但是不会涉及中国哲学。我想这种情况也有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没有很渊博的知识，就不会去读中国古代哲学的书，也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还有可能就是概念问题，因为中国哲学有它自己的概念。比如说“德”，欧洲的跟中国的概念就不一样。所以当有的人很简单地把这个概念从中文翻译成德文，就会带来歧义，让人不能理解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

　　安靖如：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关于中国哲学的本科生课。但是讲课的大都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而在美国哲学界的研究所几乎没有讲中国哲学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但还不是很理想。

　　这些年我都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做访问学者。我觉得中国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其实跟美国的情况有一点类似。我的意思是，一种哲学传统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如果要发展的话，就必须有一些外来思想的刺激。这并不是说中国必须变成西方，或者美国必须变成中国。中国历史上哲学发展很快的一些时期，都受到了从某一个传统外来的一些刺激。而现在中国哲学界跟中国之外的哲学传统之间的沟通、对话还是不够发达，同样美国哲学界也是这样子，德国也有这个问题。

　　我在美国的同事们十年前，二十年前可能还不承认中国哲学可以当做一种哲学，现在比较少听到这个声音了。但是具体的对话还是很少，一个原因就是语言，他们不懂汉语。我想在中国哲学界，外文很好的也不是很多。

　　我想我们要发展中国的哲学传统，就要找一些办法尽量与外来的传统展开对话。这次大会的主题就是要重视这样的对话，所以我很支持。

　　郭齐勇：关于文明对话的问题，刚才几位先生讲得非常好。一方面，中华文化、中国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常受到来自外部文化的刺激与影响，相互的碰撞、交融，如佛教文化在发展中所经历的那样。明末以来，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活力，吸取了不少新的思路与方法。现在我们的哲学界运用的很多词语，不少都是传教士当年在中国时跟中国士大夫们共同创造的。不少词语流传到日本，日本人使用了，又返输中土。当然也有一些词语是日本人融会东西文化创造的，也影响了我们。

　　中国文化有活力，它是来源于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不断地融合和吸纳。中国文化的活力还来自于跟外域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这一次大会，我们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中国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交流。中国哲学吸收了古今印度、欧美及其他地域的哲学的营养。

　　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如在座的沈先生，已经到会的信广来先生等，已经是中西兼通的学者了。中国大陆不少年轻的学者，像吴教授等，他们已经有了对话的资本，无论是语言，还是对人家学术思路、问题意识的理解，已经开始有走上世界，与西方哲学家对话的资本了。

　　我想强调的是，文明对话的重要前提是文化认同、文化自觉。中国人对自己本土文化要有一个比较充分、深度的理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学习西方哲学的同仁与学习中国哲学的同仁对话很不够，有时候不能够对话。因为彼此的差距很大。在五四之后一直到“文革”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成长的多数知识人，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对孔、孟、老、庄等，对中国的经典，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几乎是完全否定的心态。这样怎么能与西方对话呢？对话肯定是平等的，如果我是匍匐在你的脚下的，我们怎么可以对话得起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自以为是的所谓学者，或许在某一点上有他的长处，但是他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自己祖宗文明的总体评价上，有相当大的限制，基本上不承认中国文化还有价值，基本上不承认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明有什么好的东西还可以用来创造性转化，或者用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对待传统精神资源。所以，文明对话的双方，对自己的文明一定要有全面、完整的理解。有一些中国学者，他们对自己的文明不甚了了，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文化立场，使得他们把中国清末以前的文化作为垃圾，要完全把它放弃。持这样一种看法的人，拿什么与人家对话？

　　我觉得文明对话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至少我觉得文明对话需要在对话过程中建构起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我们在拥抱西方文明的同时，不要丧失对自己文明的自信。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没有这种自信，我觉得这就不能构成对话。有很多人虽然是中国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一些外国学者还要隔膜。我的这一看法，不知是不是可以补充一下安靖如先生的看法。

　　沈清松：全球文明对话将是本世纪今后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尤其从9·11之后，现在世界的冲突跟文明的差异，信仰，宗教，价值观，也不止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还包含很多深层次的差异。我们过去学校重视通识教育，台湾叫通识教育。

　　主持人：现在内地也叫通识教育。

　　沈清松：要求学生认识别的学科，去学别的学科的课。学科的分割以及学科之间的冲突，当然是要必须克服的一个事情，但比较起现在整个世界聚集的冲突，这只不过是一个茶壶里面的风暴而已。区域间的相互了解，文明的相互了解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时局的冲突是来自于文明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将来大学教育里学科间的交流应该从科技整合的角度慢慢地向文明整合的角度转化。

　　举例子来讲，就像我们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最近要重新结构。过去东亚系分为中国研究，韩国研究，日本研究，但是这样的结果造成大家区隔。中、日、韩，你搞中国的部分不认识日本，搞日本的不认识韩国，就说明你东亚本身内部认识就不太够，我们正在重组古典东亚跟现代东亚。在古典时期，中、日、韩的共识基本上就是中国哲学。哲学是文明的灵魂，是所有的原理和基础了解的钥匙。

　　我们中国哲学讨论，过去一直以西方为对话的基础，这个是非常有限的范围。我念大学的时候，印度三大传统都要学。现在基本上印度的不学，中国的念中国的，对西洋懂得不多，西洋又不太重视中国，这个在教育内部就产生分割。所以我最近提的一个概念，用“多元他者”代替“他者”这个概念。现代西方很多哲学家如德里达等人都讲他者，但是要知道他者已经是一种抽象，而且他者跟自我这样的分割已经有某种二元性包含在内。事实上我们中国哲学里面讲的都是多元他者，你看五伦的关系。你一生下来就生在种种关系里面，面对的是多元他者。儒家有这个了解，道家讲万物，万物也是这样。

　　由此我提倡另一个概念，外推。外推就是从自己熟悉的领域，走向自己不熟悉的陌生人，外人，走向多元他者的一个行动。

　　比如说交谈是什么呢？对我来讲交谈就是相互外推。这包含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语言外推，你把你的道理，你的哲学或者你的价值、信仰用多元他者可以懂的语言说出来，用他人可懂的话，来讲自己喜爱的东西。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直不断引进西方。我上次来武大演讲的时候，你们这里有一个教授，他问我中国的东西在西方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他就质疑这个，因为他是做西方哲学的，他认为西方的才是哲学。我们一直在吸收，可是外推的工作做得太少。我们当时不是因为崇洋媚外跑出去的。我们之所以愿意出去，基本上要用外人能够懂的话去讲我们喜爱的东西，不是我们求生存之道，而是包含着一种内在的慷慨，这种慷慨我们希望国内学者都学习到。

　　第二个层面是实践的外推，因为所有的价值，所有的思想都是在某一个社会组织或者是文化脉络里面产生的，如果你把它从一个脉络里面抽出来放在另外一个脉络还行得通，还有效，那就代表你有更大的价值；如果放在别人的脉络就行不通了，只是在你这个小范围里面有效，那你就必须自己检讨，这是实践的外推。

　　最后一个我叫本体的外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明之间差异很大。但是当我们真正是面对人，面对自然，面对终极的实在，不管是佛，还是上帝，你就很容易去了解对方讲的是什么东西。透过对本体，对终极时代的接触，我们可以迂回地进入到别的微小世界。文化学科造成不同的文化世界，都可以透过这个来产生理解。否则儒家跟基督教，一个是性善论，一个原罪论，就会在这儿打架打半天。所以只是在概念上争执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必须要有一个相互的外推才有真正的交谈、对话。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您的话让我想到数年前，在新华社开过的一次关于一本书的座谈会。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中国军事战略的学者。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为了写这本书，一共来过60多次中国，中国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几乎全都被他做过专访。在这个基础上他搞了一本书，这本书被当时的克林顿政府高度关注。

　　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说中国从战国时期就会善于搞纵横，中国现在之所以低调，高姿态，是为了积攒力量，韬光养晦，一旦力量达到了就会称霸世界。这当然是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种严重误断。问题在于，来中国60多次，费了那么大的劲，最终却还是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可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有多难，同时也说明这种对话有多么必要。（未完待续）（记者梁枢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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