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吾近照

　　“我厌恶因‘猎奇’而围观”

　　记者：您对由赵丽华诗而引发的恶搞事件怎么看？

　　答：我不知道“恶搞”这一关键词的确切涵义，也不知道是谁搞谁，所以也难以谈看法。我所关心的是诗歌自身，是诗歌本质和美学特征，是如何提高诗歌美学品位，从而让诗歌具有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启迪性。

　　作为一种现象，不管是正确的还是荒谬的，是正常的还是怪诞的，是美丽的还是丑恶的，都有其复杂的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可以探究，但我厌恶因猎奇而“围观”，这是国民性中极大的弱点，是文化心理的不健全，鲁迅早就给予犀利深刻的批判，迄今仍以不同形式出现。当前在全国报刊上每年发表新诗几万首，难道没有感人肺腑的优秀诗篇？却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是一种文化悲哀，而几首不是诗的“诗”，却炒得沸沸扬扬，同样是一种文化悲哀，二者殊途同归。完全不知诗为何物的人大谈诗歌，比关公战秦琼还可笑，比瞎子摸象还可悲。现在重要的是呼唤诗人们创作更多优秀的诗歌作品，以此使读者逐步建立起正常的阅读心理秩序。

　　诗歌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智慧

　　记者：您觉得是诗歌远离了大众，还是大众远离了诗歌？

　　答：诗歌从来就不是一种大众艺术，不是快板，不是顺口溜，不是相声，也不是通俗小说，诗歌被称之为文学中的文学，因为它是精湛的语言艺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具有优美的情韵。有人说，诗歌像数字和哲学一样，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智慧。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而要求人人去读诗，甚至连粗通文墨的人也去写诗，也是对诗歌精神和美学品格的玷污，是很浅薄的。诗也有平朴易懂的，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却有深长的余韵；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表现了永恒的超越时空的母爱主题，富有隽永的艺术感染力，这样平朴的诗句，也并非人人可为之！

　　诗人们经常遇到这种境况：或出游兴致盎然，或宴会酒酣耳热，主人热诚相邀：“诗人，请作一首诗，咱听听！”这时就会让人有亵渎诗歌之感，为诗歌而感到悲哀，为诗人感到尴尬。诗，不是这样诞生的！诗既不是“两句三年得”，也不是信笔涂鸦，信口胡吟，而是一种审美发现，是最新鲜的最精湛的艺术表现。旧体诗词，也许能即兴口吟，可有酬答之笔，但也难有佳作，而新诗是万万不可能这样信笔挥洒的。

　　“低迷”不能准确地描述当前诗歌创作态势

　　记者：您认为现在诗歌是否处于低迷状态？是否被边缘化了？

　　答：“低迷”不能准确地描述当前诗歌创作态势，当然，不可否认物化趋势强化了物质欲望，多种文化形式和多种文化需求，使人们不可能单一地专注于诗，但是钟情于诗是一种心理自觉，在任何外部环境中都会有人痴迷于诗，甚至在行军途中、鏖战间隙、流浪坎坷、流离失所中都不忘读诗写诗的人也是不胜枚举的，而不喜欢诗的人，即使悠闲之至，他也不读诗。

　　每次接待外国诗人代表团，我对他们说，当今中国有３０００万诗歌人口，有７０万新诗作者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作品，有几百万人创作旧体诗词，有几千个民间诗歌社团。这个数字也令他们惊叹不已！从另一方面看，随着人们知识结构的递嬗，也在提高诗的质量。过去在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中也不乏有人写诗，大多是附庸风雅的平泛之作，而近几年却大不相同，我所接触的部长、省长、将军、大企业家和打工仔当中确不乏诗人秉赋和诗人才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创作出不同凡响的诗篇。我们中国诗歌学会开展了一系列大型诗歌学术活动和大型诗歌文化活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诗的前景绝不会暗淡。至于“边缘化”的评定，也同样不准确，诗歌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也不可能“中心化”，有一些国家总统、总理是诗人，也不可能号召人人都去写诗或读诗，过去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够荒唐的了，倘若再以诗歌创作为中心，岂不同样荒唐？重要的是让写诗的人会写好诗，读诗的人懂得什么是好诗，由此可窥见一个国家民众的整体素质。

　　诗必须是诗，呼唤诗歌佳作

　　记者：您认为什么诗是好诗？诗人是否需要走出小圈子，有更大的文化视野和精神视野？

　　答：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新诗创作已形成稳定的创作格局：即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和趋向性相并存。一方面，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审美个性和创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百花齐放，打破了过去定为一尊的单调和保守，每一种艺术风格、审美个性和创作方法，都有自己的知音。另一方面，不断凸现诗的审美特征，不断摒弃说教，不断摒弃解释主题，而使之更富有审美意味。不管什么艺术风格，什么表现手法，什么创作方法，诗必须是诗，必须以营造意象的方式，包容美妙的情思，诗必须是真善美的艺术结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下确有佳作，但平庸之作太多，更重要的是缺乏震撼灵魂的力作。诗人必须走出狭窄的小圈子，走向大世界，不断扩大精神视野和文化视野，要有大胸怀，大气魄，新的文化观念，新的艺术发现，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精神器宇，才能贴近诗的本质，感受时代脉博，创作出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