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探源溯流说《论语》

    孔子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名师，他也把教育学生视为头等大事。他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学生，与学生情同父子。试想，他的离去在弟子心底会形成何等的波澜？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这就是《论语》的雏形。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感情的力量。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读经热”多年了，近来，这个“热”具体落实在《论语》上了。《论语》讲座，读《论语》心得，借助电视，异常火爆。甚至我所在的偏僻的小区里也在数处张贴了“劲松街道文明市民学校”编纂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哲理名言》，其中《论语》就占了大半。然而《论语》是什么？未必人人皆知。
    
一、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1、从内容上看：《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孔子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名师，他也把教育学生视为头等大事。他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学生，与学生情同父子。试想，他的离去在弟子心底会形成何等的波澜？一些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让外貌像孔子的弟子有若扮演老师。可见弟子对老师思慕之深。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这就是《论语》的雏形。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感情的力量。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视《论语》为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当时孔子是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
    
    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当时都称为《论语》。
    
    我们现在所读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另外，这种形式的“纪念册”不止《论语》一种，“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一些“语丛”也近似《论语》。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其中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把孔子搞得一贯正确。又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如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我们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提供当时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想象，以补经文的不足。
    
2、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公分），《孝经》为汉人所著。
    
    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凡是官家所发布的典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遵守的格式。
    
    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当时这类记录孔子言行的小书当有多种流行，上面提到的“语丛”也用近汉尺八寸的短简书写，包括不少孔子或其传人的语录。它们与《论语》不仅在形式上相同，语句上也有相近之处。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现代书桌宽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更“人性化”了，接近消遣一类的读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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