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与时代同行  生机与改革同步

　　人民网广州10月12日电（记者罗艾桦）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广州是改革开放前沿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广州文学在中国文艺思想解放及反映改革开放新生活方面同样扮演着的前沿地角色，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文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推动文学创作大发展大繁荣，日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与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广州市珠岛宾馆联合举办了“改革开放与广州文学论坛”。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晓玲到会并作重要讲话，广东省文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廖曙辉、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哲夫、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主席李锦源、党组副书记刘长安、专职副主席吴东峰、周国英、广东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温远辉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雷达、吴泰昌、蒋述卓、谢望新、杨克、游昆炳、饶芃子、黄树森、黄伟宗、金岱、李凤亮、陈志红、何龙、钟晓毅、陈实、范若丁、费勇、章以武、张欣、张梅、鲍十、梁凤莲、罗铭恩、罗宏、阎真、袁建华等全国、省、市文学界评论家、作家与会。各位专家围绕着改革开放30年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热烈探讨了在广州这块热土上多姿多彩的文学现象，为广州文学创作注入了丰厚的精神和理论的滋养。

　　续写改革开放新的篇章

　　吴泰昌（原《文艺报》第一副总编、著名作家、评论家）：评论广州文学的成就，更主要看整体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在经济上起先锋带头作用，文学上同样起先锋带头作用，特别是冲破传统思想禁锢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在支持改革开放、反映新的生活方面也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总之，广州文学以其所独具的岭南文化品格和改革开放特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这一点是全国其它地方所不能代替的。广州文学未来发展要将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向前进，续写改革开放新的篇章，要以新的思想、以科学发展观来观察、认识和表现生活。广州的文学强项有两项：一是散文，二是影视文学，这两项在全国都处在前列水平。别外，还有几个刊物包括《花城》、《随笔》、《作品》和《广州文艺》等也较有特色和影响。

　　新时期文学的广州力量

　　雷达（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首先要充分肯定广州的文学创作力量对全国的贡献，特别是对全国文学界的思想解放、观念革命起到了先锋作用，如关于“歌德派”、“向前看、向后看”等等理论问题的争论与突破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广州作家创作在每个时期都形成了一个亮点。《我到底怎么办》、《代价》（陈国凯）、《普通女工》、《在小河那边》（孔捷生）揭开了伤痕文学的重要一页。《商界》是非常难得的一部最早对商品经济描述的作品。张梅的《破碎的激情》，一部最早写的个性觉醒，迷茫的一代；张欣，在前卫与传统之间的一个作家，都市意识苏醒得很早，觉悟最早，大量的笔墨倾注在都市上，实际上张欣很可能重新得到一个评价。这几年，广州引进的作家也非常好，鲍十的《我的父亲母亲》，阎真的《沧浪之水》等几部长篇很流行。总之，广州文学创作是很活跃的，具有时代感，是全国文学界都应该重视的一支重要创作力量。

　　中国新文化的始发地、试验区、观念带

　　黄树森（原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我作为广州文学、文化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在今天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会上，感慨万千。从广州在广东、在岭南的中心地位来说，应该说广州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始发地、一个试验区、一个观念带。

　　回顾30年广州文化的历史，是向两个极致挺进，一个是大都市的文明，一个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传播。80年拉开了战幕，在这前哨战里，广州打响了前六仗。第一就是1978年底召开广州文学创作座谈会和彻底批判文艺黑线论，在全国很有影响力，是推动整个思想文化战线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手笔。第二幕关于《人啊，人》的争论。第三是关于文艺向前看的争议。第四是关于香港电视。第五个是关于恭喜发财的争论。第六个是关于雕塑《猛士》的争论。

　　我总结广州文学的成就为：11117899。“四个1”是：流行音乐的启蒙，广州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大本营，也是流行音乐的启蒙之地。《请到天涯海南来》就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启蒙。武侠小说的首次引进。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和沈丛文的文集，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冲击。《世界诗集》在广州出版，重新翻译了一大批新的诗人的著作，牵涉到七百多个作家，几乎推翻了世界诗歌史的书写。七大报告文学：《招商集团》、《热血男儿》、《中国铁路协奏曲》、《阳光下的思考》等。八大名剧：《虾球传》、《外来妹》、《情满珠江》、《和平年代》、《英雄无悔》、《公关小姐》、《商界》、《雅马哈鱼档》。九大名刊：《花城》、《黄金时代》、《南风窗》、《家庭》、《当代文坛报》、《广州文艺》、《作品》等。理论上推出九论：汉堡包的主张、欲望本体论、意义先锋、城市诗学、批判现实主义论、社会主义悲剧论等，作为南方的第三种批评和第三种选择，既不完全传统，也不完全西化。

　　文学思想解放的先行者

　　陈实（广东省社院研究员）：广东这30年最大的收获不是起了高楼，有了桥梁，而是思想全面的解放，这一点广东是走在全国前面的。1978年广东文联座谈会提出了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保证作家自由创作的民主权利，这在全国来讲是比较早提出来的口号，之后关于社会主义悲剧问题、向前看向后看的讨论、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关于《人啊，人》的讨论等等一系列的文学讨论在全国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广东的文学作品如《我到底怎么办》、《在小河那边》等等，彻底否定了文革的政治，否定了过去的假大空，恢复文学的真实性；否定了极左阶级斗争文学，使文学回到了人道主义；表现上不是写英雄人物，而是写普通人物，小人物，和过去脸谱化、模式化的表达完全不同，以悲剧意识和悲剧力量恢复文学本质。

　　可喜的是，广东文学在突破传统束缚否定过去的同时，也是较早表现和发现改革开放新生活的，80年的《海风轻轻吹》、82年的《火红的云霞》是最具代表的，小说里年轻人奋发图强等带有明显的改革开放思潮的色彩。

　　改革开放与海外华文文学

　　饶芃子（原暨南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进行写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与各种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海外华文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研讨会，作为标志性的起点，至今26年的历史。26年来，已发展成颇具规模，正在向学科化前进。已进驻78个大学课堂，有数以百计的著作，大江南北正处在研究的高潮，它的诞生和成长，与改革开放前沿地广州或广东密切相关。

　　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学界的兴起，是从台港文学这一“引桥”诱发出来的。上世纪70年代末，首先关注这一领域的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广州的学者。“点火者”是原暨南大学教授曾敏之先生，他于1978年冬天，在广东文联创作会议上发言提出“面向海外，开展文学交流”，并于1979年5月，在《花城》创刊号上发表《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文，这是国内第一篇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章；之后，1980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历史与现状”学术报告。1981年倡导成立上述学会的分支机构“台港文学研究会”，并当选为该会会长。1982年，由“台港文学研究会”牵头，多间大学和学术机构联合发起，在暨南大学召开全国第一届“台港文学讨论会”。会后，全国各地学界掀起了台港文学的评介、研究热潮。1986年，在广东深圳大学召开的这一领域第三届讨论会上，因提交会议的论文有十五篇是研究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会议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讨论会”，学界的关注点开始从台港文学扩展到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使海外华文文学得以逐步进入大陆文学研究者的视阈。

　　由于海外华文学处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其作品是世界各国与它的文化对话的结晶，它们的根在中国，开在异国他乡，它的特殊性比原先在中国写作的文学更容易融进其他国家的文学，而它又不离开根性的情怀，在某一种程度上具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世界华文学或者海外华文学有可能以它边缘的定位而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它的贡献。广州、广东作为它发起的前沿地意义是很大的。

　　“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提出

　　黄伟宗（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广州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经济各方面发生变化，也是文学创作的前沿地，在当时文艺界里有三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不准写揭露批判的文学，所以产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二是突破反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思想，这就产生了后来的人性文学，人道主义文学。三是突破只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有以后各种现代派的文学作品出现。

　　我提出社会义主批判的口号，实际上就是第一个突破，也包含着后两个突破。在1980年4月号的《广州文艺》和《湘江文艺》上，同时发表了我写的两篇文章：《提倡社会主义创作方法多样化》和《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文章发表不久，同年7月号《新华月报. 文摘版》（《新华文摘》原名）即转载了前者全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的《文学研究动态》发表了后者全文摘要。接着，《美国之音》作为新闻，向全世界广播了这理论观点提要；当时在原苏联文艺报刊所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坛报道中，称这个理论观点是中国现实主义“新学派代表之一”。翌年，这理论观点被列入1981年的《中国文艺年鉴》和《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的大事记中。1982年7月，美国纽约圣诺望大学举行以“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和作家王蒙参加。我因故未能赴会，只能提交论文，由会议主持人金介甫博士委托华人作家於梨华女士，在会上代读我提交论文的提要。美国《世界日报》《北美日报》《美国之音》《华语快报》《华侨日报》，台湾《联合报》，香港《中报》《七十年代》等媒体，均作了报道。可见当时在国内外的影响是颇大的。

　　当时在论文中，我提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或称革命批判现实主义）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着重通过揭露批判革命进程和人民内部存在问题去反映现实，并在真实的、具体的描写中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它的特点就是：揭露、批判、思考，即：在揭露中表彰、在批判中歌颂、在思考中前进”；“它既是一种文艺潮流，又是一种创作方法”。

　　这个理论观点，是我根据1977年至1980年连续涌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创作实际概括出来的。这些作品的创作实践，都无不鲜明地体现出在揭露中表彰、在批判中歌颂、在思考中前进的特点。我提出这个理论观点，还在于这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是历来规定的“基本创作方法”（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提倡的“最好创作方法”一一“两结合”（即：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所不能包括和不能说明（实则是不允许）的，因为历来是规定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为主。另一方面，在这巨大文艺新潮的冲击下，当时的官方理论也有解禁的迹象。当时在刚开过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的权威报告首次提出：“我们要提倡我们所认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同时要提倡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另一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在这报告中还同时指出：“文艺创作既要描写生活中的光明面，也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有光明面就有阴暗面，有颂扬就有批判。社会主义负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任务。‘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丢掉了这种批判精神，它的革命性就丧失了。我们不仅要批判敌人，对于我们自已和我们的实践，也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否则我们就不能前进了”。这段话说得多好呵！由此也可见，我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商界》再辩

　　谢望新（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八八年第三、四期《当代》杂志连续用两期连载了钱石昌、欧伟雄的长篇小说《商界》，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随之主要是来自“北派”的“非认同”与保留，以及“南派”批评更多的是“沉默”。有感于此，三个月后，我撰写发表了长达逾万字的《〈商界〉初辩》一文，从文学的历史纵向座标与现实横向座标比较中，充分肯定了其思想与艺术上独特的发现、独特的价值与独特的位置。

　　一九九一年，当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结果公布时，我曾在多个文学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话：《商界》的落选，是茅奖评选的一个失误，后来又说是茅奖评选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当广州市文联举办“改革开放与广州文学论坛”，希望我就《商界》的价值进行再认识和评价时，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可称之为《〈商界〉再辩》。

　　《商界》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预言之作”：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广东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被称为广东乃至中国商品经济之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酝酿诞生的《商界》，从文学创作的实践上，证实了它的艰难启动与演绎经历，无疑为一部“预言之作”。

　　反文学思潮的“叛逆之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两股思潮慢慢褪去它的光环时，文学界又冒出了新的思潮，即“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先锋、实验）文学”。此时的岭南作家没有迫不及待匆匆去追踪这两股文学思潮，而依然是坚定地将目光投向现实的大地。岭南作家的当代性写作，有自己的优良传统。从欧阳山的《三家巷》到陈残云的《香飘四季》。钱石昌、欧伟雄两位青年作家，承继了岭南老一辈作家主流文学的写作传统，置其他文学思潮于不顾，在商品经济运动与秩序初始阶段，敏捷地感觉、感悟与把握它，写下了新时期广东反映改革开放现实的第一部长篇新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早抒写改革开放开局历史的最早长篇力作之一。

　　岭南文学当代性品格形成的“扛鼎之作”：由欧阳山、陈残云，中经钱石昌、欧伟雄，尤其是后来长篇作家不断贡献新作、力作，岭南文学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完备的形态与特征。毫无疑义，《商界》出现的价值与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部“扛鼎之作”。它也明显区别中国早期以至一直延续的以“官”、“权力”、“政治”为本位转换的“改革文学”。

　　呼唤新人文精神

　　蒋述卓（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广州对改革开放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在思想观念上的贡献很多。一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承认，对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人价值的选择，在观念上是走在前列的。如刚才提到的改革开放初期《在小河那边》就已有了对个人价值的思考，后来包括改革开放中期电影《太阳雨》、还有电视剧《公关小姐》、《外来妹》等也是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肯定，《太阳雨》对个体价值表现尤其强烈。二是最早探索商品经济初发阶段，市场的动力和商品的竞争，包括《雅马哈的鱼档》，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从鱼的价格放开而推动整个商品经济。广州文学恰恰在这一点上触摸到了市场经济的敏感地带。《商界》这也是市场、商场的竞争。　 三是最早探索了都市空间的个体意识及全体意识的关系问题，包括张欣、张梅的作品，包括《公关小姐》。四是最早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进行描写，写出了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当中人的身份转换和自我意识，包括《外来妹》、《情满珠江》。五是对流行和通俗文学的首先肯定和推广，对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的推动功不可没，包括对港台文学和海外华文学的肯定，流行歌曲在广州发端。六是新人文精神的呼唤与第三种批评的提倡。包括盛世和朝阳文化等。

　　《雅马哈鱼档》为什么成功？

　　章以武（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结合我个人的创作实践来谈。《雅马哈鱼档》的成功，当时最权威的评价是：撕开了计划经济的一角，呼唤了市场经济的到来。

　　我认为，《雅马哈鱼档》的成功，一方面来源于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一方面是作家的思想要解放。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广州先走了一步。广州是鱼米之乡，鱼代表了广州市的草根精神，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一旦鱼开放了，天天像过年。随着开放，广州的街道到处都有市场，不光是卖鱼，卖袜子，雨伞。我当时是广州二中高三班主任，其中就有我的一个学生在校表现按当时说法是吊儿郎当，毕业后就去卖鱼，每个月有三百元的收入，见到我时很自豪地对我说：我现在活得像个人了。我很珍惜现在自己的生活，我很满足。改革开放给了这样的平台，人会改变的。但当时，赚钱的东西不能作太多宣传，我作为大学的老师，怎么能写这个东西。后来，胡耀邦说个体户是光彩的事业，这句话壮了我的胆。这是光彩的事业，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诚信做人，光彩做人。写了不会犯错误。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关心弱势群体。

　　搞文学创作，思想解放很重要，解放了，才能感受到生活中最美的东西，最前卫的东西。

　　张欣与张梅对新时期都市文学创作的贡献

　　罗宏（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欣提供了一种都市文学写作的一个模式：我不进行一种承诺，只是写得好看，让人读得高兴。张欣创作两个时期，早期，本世纪的长篇，上世纪九十年代，反都市立场写都市。后期，放弃价值架构，进行商业化的、娱乐化的写作。

　　张梅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都市文学的写法，张梅一开始就站在都市立场，她就是老老实实当都市的云雀，典型的作品《2003年的广州》，2003年非典，英雄主义的广州，恐怖主义的广州，张梅写到处去找吃的东西，写出了享乐主义的广州，世俗的广州。作为一个民间思想家，在民间的立场上为市民的生活进行辩护，她的都市不是英雄的都市，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的都市。张梅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平民的立场，以平民角度写出民间哲学的生活体验。张欣、张梅对都市文学的写作提供了模式，如果说都市文学有意义，那就是在都市文学价值的维护。

　　广州文学与港澳台文学

　　钟晓毅（广东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两个观点：一、广州文学创作与港澳文学有源流之溯，泾渭分明这么一个特色。有地缘、语言的联系。改革开放首先在广东登陆，但广州文学与港澳文学的关系比改革开放30年历史还要长，地缘、语言、生活方式联系非常密切。在封闭时候，民间地下来往还是很密切的，这种密切的来往在广州的文化是体现得非常明显的。这一种联系直接到了文本方面，港澳文学在三个层面给我们比较大的印象，一是武侠，二是言情，三是都市感。最早引进武侠的是广州文艺的前身《南风窗》，70年代末梁羽声的《白发魔女传》，引进后造成洛阳纸贵，发行量非常大。言情小说方面，亦舒、倪匡的作品，有一段时间在广州影响比较大，到处的报刊都有刊载。都市感，在广州文学里联系得比较密切。因体制不同，表现得不太一样。没有很高深的理论的观点，没有沉重的使命感，只有时尚、活力、都市的东西在广州文学创作里体现得很明显。体现了广州文艺都市里非常深的一种情结。

　　二、广州作家三十年里为文学贡献良多，但在文学谱系里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广州的文学创作与读者的互动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港澳文学有面向经济生活的窍门，就是它们有包装，比如像台湾的余光中，创作与读者处于良性互动的联系，广州可以作这样包装、策划、宣传、推广的工作。

　　《广州文艺》对广州地区文学发展的贡献

　　鲍十（《广州文艺》副主编）：在广州改革开放三十年及广州地区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广州文艺》没有缺席，并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几十年来，《广州文艺》培养了一大批广州本土作家，有的已经成为广州乃至广东文坛的中坚力量，有的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影响；2、国内许多作家也是在《广州文艺》起步的，其中有些作家的处女作就是在《广州文艺》发表的，诸如苏童、阎连科、杨少衡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文艺》不仅对广州文学的发展，即便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3、《广州文艺》的存在，为广州，甚至为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起到了积累的作用，这将是一笔极大的文化遗产。4、《广州文艺》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广州文艺》一直十分关注对岭南文化的发掘和呈现，发表了许多有关岭南文化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岭南文化的珍贵记忆。（注：陈晓武整理，严志强、陈凯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