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沦为豪华会所的名人故居 专家：法规沦为一纸空文【2】

专家分析：

文物保护处罚标准力度不够 法规沦为一纸空文

经费不足当借口，文保单位盲目向经济利益靠拢

“毫无疑问，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我国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条例很清晰，无法可依的情况并不多见。”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涛说。据介绍，国有文物的商业改造、营业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国家文物局2011年发布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经营性活动管理规定（试行）》， 就详细罗列了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开展经营性活动的禁忌。

“文物保护单位出现经营性会所，应该由文物主管部门执法，检查其是否危害文物安全、是否依法依规使用、是否履行法定手续。查明事实，该亮黄牌亮黄牌，该亮红牌亮红牌，给公众一个交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王利华坦言，之所以违规开发频现，关键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让法规沦为一纸空文。

资金匮乏，曾被很多文保单位视为经营性利用的理由。“我国对于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只指向国家级和省级的文物，低级别的是不享有国家专项资金帮扶的。”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这些文物的保护工作，只能向商业银行、商业机构申请援助，也就难逃商业利用的命运。”

不过，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却认为，经费不足只是借口，盲目向经济利益靠拢，让很多文保单位肆意跨过文物保护的“红线”。

商业社会中，文物是一种紧缺资源，其利润空间非常大。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文保在强大市场力量的挤压下，俨然变成一块唐僧肉。陕西省文物局副巡视员周魁英表示，有些地方对于文物保护利用在理解上有偏差，过度强调文物利用的经济利益，在履行程序上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基层文保单位又是相对弱势部门，在各地普遍强调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造成拿文物保护做幌子，行谋求经济利益之实。”

“这一切的根源，是从上至下都存在观念问题。”谢辰生毫不讳言当前文物保护的错误倾向，“比如将文物价值市场化，用商品经济的理论来判断文物的价值、用市场效应来确定文物利用的取向，甚至将文物工作产业化，以期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这都是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本质相违背的。”

谢辰生坦言，一些地方领导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在决策上存在错误，以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理由，由旅游公司兼并文物单位，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捆绑上市”，试图实行文物管理市场化。“文物工作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是任何部门、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好这个‘度’的，哪些文物可以开发、如何开发等，都要有明确的界限和专业的考量。”

行政管理体制的痼疾，所衍生出的产权不明，也在无形中模糊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边界。王利华分析说，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归国家所有，由于历史原因，不少文物的使用权不同，有集体所有，有个人所有。《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的“谁使用、谁管理、谁受益、谁维修”，但国有文物的使用人经济条件不同，保护文物的意识也不同，很难及时监管是否有随意改造文物结构、改变文物用途的事情发生。

而在问责方面，也存在界定不清、违规代价小等问题。“比如说，‘破坏文物’就是一个不好定义的概念，到底怎样才是破坏、达到怎样的度，很难判断，也给法律的执行带来一定困难。”杜涛说，“某些个人或单位将文保单位进行私有化，甚至出现官商勾结的行径，有时可能连被告都找不到。”还有专家直言，相对于商业项目带来的丰厚利润而言，目前的文物保护处罚标准，显然力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