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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在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上，有一个读者点评功能，让读者为图书打分，出人意料的是，波兰作家多伊彻的这套《先知三部曲》，3本得到的评价都是满分——5星。毫无疑问，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记录了一位梦想者、奋斗者和失败者的人生，他，就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苏联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他以“不断革命”理论和“世界革命”理论而闻名于世。他是深刻的思想家，天才的组织者，文采出众的作家，还是极富感染力的演讲者。然而，巨大的声望却没能挽回他悲剧性的命运，他被斯大林开除出党，流亡海外，后被苏联法庭缺席审判为死刑，1940年8月20日，在躲过多次暗杀后，杀手雅克松(真名是拉蒙·梅尔卡德斯)用冰镐砍进了他的头骨，22小时之后，托洛茨基与世长辞。他的画像曾与列宁的画像并排悬挂，但身后却背上叛徒、最危险的敌人的骂名。即使是在生命中最黯淡的岁月里，托洛茨基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至死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该怎样理解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呢？这样的一段前尘往事，为何还有这么多人牵挂？
今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再度推出了《先知三部曲》，在该社总编刘明清看来，这套书有如俄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给中国读者带来了太多的启迪。没有人能超越历史，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回避时代的选择，在托洛茨基的悲剧中，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道义与利益之间的激烈交锋。我们需要从这套书中获取启迪，获取穿越时光的那份智慧。
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记者：这套书异常厚重，普通读者读起来会有一定困难，能谈谈您的阅读感受吗？
刘明清：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因为托洛茨基人生跌宕起伏，从“十月革命”到与斯大林之间的摩擦，从流亡生涯到喋血墨西哥，充满戏剧性。书中不仅描画了托洛茨基的一生，而且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它的成功与失败、缺陷与奋斗，都特别引人关注。
记者：书中的托洛茨基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您认为，这个悲剧是如何形成的？
刘明清：从根本上看，这是苏共权力安排长期未能秩序化的结果。没有秩序建设，就难以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也难以公平地选出领导人，各方只好依靠斗争。苏共初期几次权力交接都如此，从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皆没能走出这个怪圈。领袖是争出来的，谁有本事，谁就能搞掉对手，就能搞终身制，这是一个制度瓶颈。
为何不能拯救自己
记者：就算靠斗争，从威望、能力上看，托洛茨基也不应落在下风，为什么他反而出局了呢？
刘明清：托洛茨基初期威望确实比较高，他的画像一度和列宁并排悬挂，他比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资历还老，但从本质上说，他依然是一位文人，有点自以为是，不屑于背后搞小动作。而他的竞争对手就不同了，通过拉一个打一个的办法，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入自己的阵营，联手搞垮了托洛茨基，但他们后来也都被判为死刑。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托洛茨基是一位先知，可他没有武装起来，所以失败了。
记者：以他的智慧与学养，为什么不能拯救自己呢？
刘明清：斗争与常态社会不同，最终的胜利者未必是优秀者，而是更善于斗争的人。通过斗争筛选出来的人往往不是君子。对于斗争者来说，掌权即一切，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在这种局面下，书生往往不行，因为他的底线更高，一些手段他不肯用，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当然会落下风。所以说，在无规则游戏中，淘汰的往往是底线更高的人，很难选拔出真正的好人。
先知就要背负苦难
记者：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关系曾经很好，可为什么后来却说他反对列宁呢？
刘明清：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实际的操作者，他和列宁有很深的友谊，但两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比如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看法，在这个政策下，出现了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事件，托洛茨基对此持批评态度。此外，托洛茨基还认为列宁缺乏民主精神，说他将来会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其实，列宁身边很多人都曾与他发生过争执，但列宁个人修养较好，能包容这些不同意见，所以彼此相安无事。然而，列宁未能建立起一套权力平稳交接的制度，这就留下了隐患。
苏联在革命道路上出现过分歧，后来在建设道路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论。相比于列宁，斯大林当时在党内的威信没有那么高，权力合法性不足，于是，他便把斗争策略引入到讨论中。
在斗争视野下，有分歧就是在搞破坏，就是当叛徒。正是利用这个突破口，才给了托洛茨基致命一击。托洛茨基被说成是“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他“潜藏”在革命者的内部。
托洛茨基的悲剧在于，他很早就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却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
为什么无法自我修复
记者：一般来说，制度缺陷可以通过逐步调整加以修复，可为什么这么大的漏洞，却长期无人解决？
刘明清：制度确实可以自我修复，前提是要有改革的动力，苏联的问题在于找不到这个动力。
如果自上而下去改，难度比较大，有权的人往往不愿放弃权力，人性中本来就有贪婪的一面，个体如此，利益集团也如此，更何况权力又是如此有诱惑力，只有特别杰出的精英才能做到主动放弃权力，可古往今来，这样的精英寥寥无几。
如果自下而上去改，这就需要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博弈和协商。可在当时的苏联，人人都是无产者，有产者根本没有参与意见的空间，此外社会横向联系基本被破坏，民间组织大多被取缔，大家都成了原子态的个体，他们的声音太微弱，根本不具备博弈的能力。
总之，能改的不愿改，想改的改不了，这就把问题长期搁置了起来。
一次次错过了改变的机会
记者：可这样拖延下去，岂不是加大了今后运行的风险？
刘明清：确实如此。在后来的“苏东剧变”中，多年积攒下来的问题终于酿成了恶果。应该说，很多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之所以要改，不是要主动冒险，而是因为局面已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不改便维持不下去。可这样被动地去改，风险会特别高，从结果上看，也确实如此。
北京晨报：托洛茨基已经预言了这样的风险，如果那时改，是不是会好得多？
刘明清：确实如此，可问题是在权力的诱惑下，苏联一次次错过了改的机会。不仅是苏联，后来的东德也如此，莫德罗主张改，可昂纳克觉得会危及自己的权力，就是不同意。莫德罗本来是昂纳克提拔上来的人，结果不得不靠边站。可真拖到不得不改的时候，谁来也收拾不了局面了。
这是一个值得反省的历史教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革命并不必然发生，在革命之前总有很多次改变的机会，问题在于掌握权力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能否把握好变革的主动权。
另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者：革命真可以通过变革来化解吗？
刘明清：在本书作者看来，在“十月革命”之前，临时议会本来就有非常多的机会来平息事态。当时俄国下层民众的生活已痛苦到极点，他们需要的不过是“和平、面包和土地”，可临时议会不仅没能回应人民这一基本需求，反而拒绝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怎么可能不垮台？
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辛亥革命”前，如果清王朝不玩“皇族内阁”之类的把戏，而是主动去顺应历史潮流，结果也会大不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人身体进入了新时代，可思想却还留在旧时代，结果只能被历史抛弃。
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堪称是另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它给我们的启迪是：变革早晚会发生，只有主动把握变革才能免于崩溃，否则当共同的悲剧到来时，谁也无法幸免。
终身的理想主义者
记者：虽然被放逐、被侮辱，但托洛茨基始终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这是为什么？
刘明清：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很严重，“一战”前后，英法等名义上是世界一等国家，但其下层人民生活异常艰难困苦，社会等级森严，这是托洛茨基不能接受的，他虽生在富家，但从小在农村长大，接触了下层百姓，深知民众疾苦。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来替代它。
记者：有趣的是，苏共在夺取政权前，对官僚资本深恶痛绝，对民族资本表示同情，可为什么在夺取政权后，原来的私有企业(民族资本)反而没有了，官僚资本反而空前扩大？
刘明清：左派具有道德理想，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应该走中道，极左和极右都是行不通的。要坚持中道，就要有制度保障，可苏联未能建立起这么一套制度。结果就是，左派的道德理想在实践中反而走到了它的反面，它曾经批判的东西，后来却被坚持，它曾经赞扬的东西，反而被压抑。
没有制度保障，理想是无法落地的，如果列宁能加强党内民主等制度建设，结果可能会不同。第一代领导人只能通过斗争取得成功，但以后的领导人就要靠规则。托洛茨基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能力做到。
法治精神是最好的保证
记者：阅读这套书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当时的斗争完全是无序的，如果法治精神更强一些，结果是否会更积极？
刘明清：现代社会的运转离不开两个轮子，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治。
没有民主的法治是很可怕的，那是专制，需要注意的是，法治不等于法律，即使在希特勒时代也是有法律的，可不能说那是法治社会。而没有法治的民主也是很可怕的，必然会带来动荡。
苏联的问题不是仅缺乏法治，而是法治与民主都缺乏，短期内这确实可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强国，可它依靠的是低人权优势，把大量人赶进苦役营强制劳动，只给很少的待遇，这确实能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苏联最盛期，核武、卫星、航母等都很领先，可这些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过去有个“新权威理论”，说“新亚洲四小龙”是靠集权取得了快速增长，可今天再回头看看，哪个实现了长期繁荣？事实证明，要想长治久安，离不开制度安排的改善。
强制一元化走不通
记者：从《先知三部曲》中，可以看到苏联初期社会还是比较多元化的，由于没有好的协商机制，导致彼此矛盾重重，最后采取了“强制一元化”的策略，因此埋下了后来失败的种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迪？
刘明清：从一元到多元，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多元化的困境面前，苏联没能找到解决方案，留下更多的是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也许哪条路都是能走通的，可总有的路绕点远，有的路比较近，我们当然想走近路，可从实践看，很多远我们还是绕了，比如先污染再治理，比如“文革”那样的浩劫。
要少交学费，恐怕还是要真正学会适应多元化，不能总想着一元主导，而是要在真正的宽松、真正的开明上多下一点功夫。
(来源: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