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委员：文化投入应花在“刀刃”上

　　开篇

　　“电视和网络，我觉得可以是新的‘五年’中文化能够值得政府花钱的一个地方，是可以再给农民一些福利的地方。”

　　冯远委员的谈话，总是言简意赅、一言中的。俗话说“智生识，识生断”，能下清晰准确的断语，当然是长期关注、深入调查和勤于思考的结果。

　　那天，真是搅扰到了他，连午饭都没吃好！事情的开始是这样———

　　3月7日文艺界联组会后，我在委员驻地餐厅，正一时端着食物找不到餐位———今年在驻地用餐的委员可真多！猛转身，瞅见了个空位，嗖地赶快窜过去，对面正巧坐的是冯委员。

　　记者出身的人，就是脱不掉“贼不走空”的恶习，一坐下来，毛病就暴露无遗：“今年您有什么提案？”“最关心什么问题？”“有没有发言啊？”“发言都谈的什么？”“上午那几位的发言，您怎么看？”

　　“有啊。”听着这别具一格的“问候”，冯委员微笑地放下筷子，半块儿鱼还躺在餐盘里：“还是文化方面吧。”“我赞成最后发言的那位委员，因为，要么———咱们吃完细谈？”“唉！要么我们还是先谈吧！”

　　实情

　　作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和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委员每年要组织、参与不少学术文化活动。去年，就是2013年，他和中央文史馆的资深馆员、文化学者们陆续赴多个地区考察文化建设，谈起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他所感尤深。

　　“这些考察，实际上是带着目的去的。因为我一直在关心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和规划问题。”他说。

　　实际上，这个问题，具有政协常委和文史馆员双重身份的冯骥才先生曾多次呼吁过，是政府下了点功夫的问题。冯委员说，他如此关注它，是觉得“情况依然不是很乐观”：

　　“城市变化带来的空心化，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现在的城市变化，有的是主动的人口迁徙，有的是由政府在背后推动的城镇化建设。这里面包括省区撤地建市，然后省县直管，区域的划分所带来的变化。”

　　城市变化而带来的空心化，使原有的在财力物力上下了很大功夫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出现了普遍的“空心化”，冯委员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情况是，我们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利用率比较低。由于空心化了的乡镇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这些公共文化设施往往就变成其他干别的了，比如打麻将。”

　　2013年，中央文史馆组织考察的几个地方莫不如此，贵州的、云南的、四川的……讲到这些，他的神情略显沉重：

　　“那些白墙黑瓦的房子盖的很好，但明显感到里面缺乏文化的内容，而且你会感到，当地对文化站、文化室的投入，也都是一次性的投入。我在里面看到的那些图书，因为缺乏资金，几年也不会更换。有的图书，同一本有好几册，大约都是政府发下来的或者各地捐过来的。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种书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科学种田，比较受欢迎；有一种时尚类的，大概年轻人喜欢；真正文学类的图书很少很少。他们没有能力更换，年复一年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不更换，自然去读书的人很少。”

　　“同样的情况，乡镇文化活动室也缺乏持续的经费的投入，加之青壮年的离开，有文艺才能的人都流散了，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没有当地政府的推动没有资金的投入根本组织不起来。那么好的一个春节文化，现在几乎变成一种以假日文化或者娱乐文化代替了中华传统春节文化内涵的活动，原有的一些中华文化的礼仪，蕴含在春节文化中的深层的内容不见了。”

　　那么，新的城镇化中农民工带回去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有无可能衔接呢？

　　冯委员摇摇头，说：“也不太可能，而且这还造成了老百姓口袋里虽然钱多了一点，因为有了打工的钱来养家糊口，农村相当多的土地抛荒了。最糟糕的是，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荒漠化了。”“这，是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应该找到办法的一个难点，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

　　建言

　　“我有个建言——要么咱们不如给农民更加实实在在的帮助！”承接着前面的忧虑，冯委员话锋一转，很干脆地说：

　　“电视要保证村村通。现在老百姓唯一的时事信息，包括养殖技术、法律咨询、权益保护、妇幼保健，是通过电视来获得的。如果村村通，家家有电视，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对农民的补充。”

　　“还有一块是网络。现在乡镇年轻人少，但网络还是普及的，包括在农村，也是有的。网络不能只让孩子去做游戏，我认为，如果远程教育做得好，是对农民的一个文化服务到家的措施。这些，我认为，比某种意义上的图书馆、文艺活动室，比一些包括送电影下乡、送文艺下乡等一阵性的文化活动都具有实际意义。”

　　长期工作在文化领域，长期做领导工作，冯远委员对文化的事情了如指掌：

　　“在国家财政投入的总盘子中，文化约占500多亿。其中，文化传媒要占掉一半，体育要占掉约1/4，可以说，文化上的投入也就在150亿左右———里面还包括2013年刚成立的国家文化艺术基金。”

　　他认为，这并不多的文化投入应该花在“刀刃”上，花在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地把文化送到农民手里的，送到家的服务上。

　　“这就是今天上午的联组会发言中，一位委员提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我觉得提得好的原因。说起来我也是特别有感受。”他说。

　　尾声

　　“如果，我们的国家，在公共文化上还值得有所投入的话，”冯委员补充道：“就是今天上午最后发言的那位女委员所说的，对古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的保护，是值得有所投入的。”

　　“国家级的非遗传人只有2000多个，还可以给他们的基本生活以保障。非遗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活的东西———多重要啊！别的方面，少点钱没关系。”

　　“总之”，他做了个总结：“一个是农村文化服务均等化，一个是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因为这两方面，你给他投入都是看得见的。”

　　看得见，通常的下文是“摸得着”，我的理解，又是见实效的同义词。就是说，公共文化，这个依然略显苍白的概念，它的落实，只重在彰显实效。

　　盘中食物未尽，冯委员的“采访”已经完成。未及详述的是后加入谈话的两位委员：王兴东委员和汪国新委员，他们不时插上的一句“赞同！”“应该做重点发言！”使得“采访”的气氛更加浓郁。但到了此时，他们都连声说，下午还要开会，还要开会！于是大家赶快扒净面前的餐盘，匆匆步出餐厅。

　　在离开驻地的路上，回味着这场意外的收获，我牵挂着谈话的录音，但更加牵挂的，是这顿差点未尽的午餐。

　　哎呀，记者啊记者！怪不得都说现在这世道要“防火防盗防记者”！你们呀，自己也就罢了，怎么还连累了委员们连顿午饭都没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