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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

揭秘宋代日本著名佛教高僧从中国“毕业”

林士民

2014年09月02日11:12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手机看新闻

“丝绸之路”一般是泛指文明对话。“海上丝绸之路”则通过海道来实现文明对话。宁波在汉代墓葬中出土了玛瑙、琉璃瑱等外来的舶来品,证明了在东汉晚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唐代随着明州港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交往,不仅有文献之记载,而且目前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诸国以及非洲埃及古都都有往来的实物,在古埃及福斯塔达古遗址中出土的唐、宋时期越窑生产的玉璧底青瓷碗、盘等制品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实物例证。

唐代明州(宁波)港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港口,不但接纳来自阿拉伯(波斯)、东南亚商旅外,而且是东北亚的高丽、东亚日本商旅、学问僧入唐的主要口岸。唐代来华求法,学习天台宗、禅宗的日本、新罗僧人以明州阿育王寺、天童寺和天台山国清寺为基地,兴起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潮。日本的天台宗、禅宗曹洞派尊天台山国清寺、阿育王寺和天童寺为祖庙。唐日本最澄大和尚学习天台山天台宗,归日后创日本天台宗,明州成了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口岸之一。

两宋时期,明州是汉文化输出的主要港口。东亚、东北亚以及东南亚,大批的学问僧来华求法,商旅以明州港为中心,开展了全方位通商贸易与文化交往活动。

第一,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朝廷建都临安,与各国交往频繁。北宋朝廷在广州、杭州、明州建立三个市舶司,南宋增加了泉州市舶司。因市舶使、司的建立,使这几个设有市舶司的港口与各国商贸活动文化交流更为活跃(详见《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明州港地处长江三角洲,由于它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与其他港口相比,明州通过千里水道的浙东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贯通,从明州入口可直达朝廷的政治中心。而且这条千里水道方便、安全、供应有保障。因此各国使节、商旅、学问僧都喜欢从明州入宋,明州成了两宋时期主要的一处对外开放港埠。

第三,明州港本身文化底蕴丰厚,吸引着东亚、东北亚的学习汉文化的各界人士。明州仅在市内,从唐代开始建有寺庙十余座,这些寺庙都有高僧主持,传授中国佛教文化。来自东南亚、波斯的伊斯兰教城内就有他们的祖庙。宁波著名的天童寺、阿育王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庙,日本佛教、新罗佛教都是从这里传播发扬光大。从这个角度看,宁波是一处佛教文化丰厚的宝地。宋日本著名的道元禅师、荣西禅师就是从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修行毕业的高僧,在日被尊为一代宗师,佛教禅宗曹洞派的创始人。

元代,明州称庆元,当时庆元港比宋代还要开放,在东亚几乎包办了日本、高丽的一切交往,当也包括两地的海外贸易。日本“入元僧名传至今的,实达二百二十余人之多” ,来往于日本博多津与庆元港之际。元代统治中国90年间,曾发动三次海上远征活动,其中二次与庆元港有关。公元1282年,第二次跨海东征日本,一路发战船900余艘,从朝鲜半岛出发,一路发船3500余艘,由庆元港出发会攻日本,因遇台风,舟返庆元 。另一次公元1292年9月,征爪哇,发兵2万,战船千艘,会庆元,登舟渡海 ,表明了庆元港在海上交通中所占的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元代庆元港具有相当的综合实力。

在元代,从温州市舶司到上海市舶司的多个市舶司均并于庆元市舶司,不仅管辖的范围扩大,而且权力也集中于庆元,庆元港一度成为元代的一个世界性主要港埠。

明代由于实行了“海禁”繁荣兴盛的国际交往与通商贸易,霎时变得冷冷清清,宁波港从此一蹶不振……。这就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简要的历程。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对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佛教文化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唐宋时期明州的佛教文化十分兴盛,因此吸引着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僧人来学习佛教文化的主要口岸。典型的是唐代日本学问僧受命来浙江学习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大和尚就是一个典型。来明州入境去天台山学禅归去,后又来明州学禅后归国创日本天台宗教义;新罗义天、义通入明州学禅(天童寺、阿育王寺)归国创天台宗(当时天童、阿育王寺也属天台宗,后来主持换了成为禅宗)。这些名僧回国成为传播中国佛教的一代主持。中国佛教文化原由印度传入,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人多年的交融,成为中国式佛教,为东北亚朝鲜半岛、东亚日本列岛人民学习与传播,为中国汉文化输出的主要一支文化。目前日本列岛的佛教寺庙,建筑的布局,形制很多与中国相似;在寺庙中的布置,中国式的烙印气氛还相当的浓厚,为后世传佛继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全方位学习汉文化推进文化繁荣。这里指的除佛教外,还有许多新罗、日本、东南亚僧人、商旅,有使命有目的地来明州直接学习、移植汉文化。包括经学;建筑文化、雕塑艺术(佛像),宗教礼仪,法器输出等。在唐宋时期,可以说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是相当的频繁,而且内容不仅是与佛教文化相关的学科,而是全方位的进行吸收移植,对整个东亚区域的文化繁荣、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也可以说中华文化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影响十分深远。

第三,科学技术的输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宁波是科学技术输出的主要窗口,学习科学技术是深层次的,它与一般 文化交流不但层面上不同,而且在内涵上也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民从唐代开始就学习中国制瓷技术,由于只从外表造型学习,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将越地烧制青瓷的技术学到手,日本人明代入江西景德镇学技艺,在这时日本才真正将中国制瓷技术学到手。因此日本到明代才能烧制成功瓷器。所谓深层次指科学技术层面上。典型的例子,如新罗到高丽时代,半岛人民热衷于学习浙江的越窑制瓷技术,这一技术是深层次交流,不是讲讲就能吸收,通过不断的实践学习、移植、包括人才的引进、技术的引进。在五代到北宋时期,终于创烧了新罗青瓷。他们从进口越瓷到移植仿造越器,再经过创新才烧制成功新罗青瓷,是科学技术输出的一个典型。

【作者简介】 林士民: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青瓷与越窑》、《三江变迁——宁波城市发展史话》、《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沈建国合著)、《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中国越窑瓷》上下二册(林浩合著)、《宁波造船史》等,享受宁波市市级劳模待遇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责编:易潇、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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