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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亚诺:许多东西来不及记下就忘记了(图)

于晓悠

2014年10月11日08:05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莫迪亚诺 许多东西来不及记下就忘记了

  2014年10月9日,当瑞典皇家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迪亚诺的消息一出,全世界的媒体都闻香而至。此时人们才惊呼:“写了三十余部作品,获得无数大奖的小说家,竟然只有那么少的媒体访谈?!”

  这是真的,莫迪亚诺一向不善于在公众前露面,过着文艺界的“教士生活”。在他获奖后,法国《世界报》将其1970年的黑白访谈纪录片放到了网站上,彼时24岁,身高1.98米的俊俏才子已出版了两部小说——《星形广场》和《夜巡》,并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记者问:“你还这样年轻,你觉得一个作家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才算成熟?”

  莫迪亚诺认真的回答直率到天真:“这首先是一个体重问题。我注意到绝大部分的伟大作家体型都比较庞大。当我再重二十公斤,大概就能成为大作家了!”

  “你是个超有野心的人,要向命运复仇。”女记者继续说。“我也许是想挑战命运,但我不是个野心家。如果是的话,大抵会走政客或者军人的道路。我写作,是因为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我稍微掌握一点把句子们组合起来的技术。如果我会做别的事,那么我就会去做了。”

  想要听到莫迪亚诺的“声音”,当然也并没有那么困难,就在上周,法国文化类杂志《电视全览》(Télérama)借其新作《为了你不至在街区迷路》的出版,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这也是诺奖宣布前,对莫迪亚诺最详细、最新的一次专访。在采访里,莫迪亚诺明确表示,相比较谈及他个人,他更愿意谈他的作品。

  我的童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

  Q:您曾经表达过写侦探小说的愿望,这本新书就是一部侦探小说,或者说几乎是……

  A:是的,我一直都有一种撰写侦探小说的欲望和怀旧情感。本质上,侦探小说的主题和萦绕我自己小说的主题很类似:失踪、身份问题、遗忘症、重返谜一般的过去。针对同一个人物或事件罗生门般的矛盾见证也符合我的理念。我对这种情结的偏好是有内在原因的。以回溯的方式看,我自己的童年就很像一部侦探小说。有些阶段,我周围充斥着谜一般的人物和事件。那些时刻,作为孩童我们不能提很多问题,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我回溯往事,才想起来:“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Q:那您以前为什么没有写侦探小说?

  A:侦探小说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主义,甚至说是自然主义。需要刻板却有效的叙述结构,就像把拼图做好要讲求方法。在每部侦探小说的末尾,总有一个结局,一个解释。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的、片段的过去。事实上,我写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那些梦幻的,表达想象的。

  Q:您还记得这部小说诞生的第一个灵感吗?

  A:有一天,我找到一条大概十二、三岁时记下的笔记。里面记录着,我想写一本综合了彼得·切尼(Peter cheyney)的黑小说以及《大个儿莫奈》的东西。更小的时候,我住在还很有乡下味道的大巴黎郊区,那里有阿兰·傅尼埃小说里那种城堡废墟。我的父母都不在,我寄养的人家看起来很可疑,氛围很奇怪。这些情节我在《缓刑》里也叙述过。

  精神分析和侦探小说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Q:反复地写作同样的主题,您会担心灵感枯竭吗?

  A:总是写同样的主题和意象,我写作的时候毫无意识,是后来才觉察到的。有时我也会担心这种重复。福克纳说过:“写作,就是攫取梦”。这部新小说里的情节已经在《缓刑》里出现过,我本能地为它找到一个新的视角。这里没有“我”,而是第三人称叙述。并且情节是从21世纪初的时间来回溯半个世纪前的事件。人们可以说我总是写同样的主题,我童年的那些事,而记叙的角度是发展的。

  Q:您的所有作品里,只有《家谱》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

  A:是的,可以这样说。奇怪的是,这部书里我没有描述亲密的人和事。事实上,我写这部书是为了卸下强加在我生命里的东西:我的父母,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些拘束我的人。我写这部书是因为我读了一本关于我的书,里面有无数的不确定性。于是我决定,为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写一本类似备忘录的书,真实而详细。十年后,我修改并出版了这本简洁而粗线条的《家谱》。有段时期,因为它的真实性和自传性,我很后悔出版了这本书。之后却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这本书好似被我其余的作品吸收了一样。它们不可分割,《家谱》成了其余书的骨骼。

  Q:您写作了差不多五十年。这些年有不同的美学潮流前赴后继,您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是这样吗?

  A:60年代,那个时代愿意写作的人对小说和纯文学的兴趣有限。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都转去学人文科学了。似乎他们需要导师,需要被灵智启迪,所以他们成了福柯或阿尔都塞的徒弟。我当时就想写小说,对理论没兴趣。那些大师对我而言,都是小说人物,我只对他们态度的细节和个性感兴趣,而不是他们的思想。我记得有一次,偶然遇到了雅克·拉康,我仔细观察了他的举止,他的声音,他说话的方式。好吧,这看起来的确很无聊。

  Q:您对精神分析学从来不感兴趣吗?

  A:精神分析和侦探小说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我们不愿,或者不能看见的某些东西被隐藏了,所以我们等待观看分析出的结论,这跟刑侦调查很像。我对一些精神科理念也很感兴趣,比如人们把痛苦的记忆自动更换成美好的记忆。然而这些对我而言,也只是小说家的好奇心,和心理治愈没有关系。尽管作家们也被精神分析者们研究,比如我的导师雷蒙·格诺。我认为,写作的人需要某种程度上的不透明,需要不全知、不全能。

  作家不能当自己的读者

  Q:写作是件愉悦的事吗?

  A:写作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下笔前脑中的幻想。写作本身并不愉悦。需要把幻想在纸上用文字物化,换言之游离开这些梦幻。有时候,我很好奇其他作家是怎么做的,比如19世纪的福楼拜,写作,再写作,重新构造,精简大段文字以至于删至寥寥几笔。这听起来太恐怖了。我自己只会做大量却轻微的修改,好似一系列的微手术。作家和外科医生一样,要当机立断,对自己的文字表现冷血,删,减。有时候一页纸只需要拿掉两三个词,整体感觉就彻底改变。不过这些,都是作家的烹饪课,对别人来说相当无趣。

  我最初的几部书里,没有章节,也没有气氛的平衡。之后我进行过反思。现在我认为写作不适合青年,除非是早熟的诗意天才,比如兰波。年轻人写作,是把自己放置在不受控的压力下。成熟的搬运工,知道怎样让身体调整到合适的弧度才不伤害骨骼。写作也是一样,要找到合适的弧度。我一开始做不到,过度紧张,常常无法集中精神。此外,思维转得比手快,也是一个大问题,许多东西来不及记下就忘记了,好像那些被砍了头,却仍狂奔的鸭子。

  我用了很多年,才让自己放松下来,也让小说更舒展。写作仍然艰难,但经验让我掌握了让自己更轻松的技巧。

  Q:您与您的读者关系如何?

  A:有自己的读者是很感人的事。知道自己可以与人对话非常美好。每次出新书,都有这种有趣却令人不悦的现象:写完一本书,那本书就好像要跟你分手一样。作家不能当自己的读者。写完的书成为一件这样的物品,你虽知道所有细节,却看不见全貌,只有读者才能看见,这跟摄影一样。书籍不再属于作者,而是它的读者。

  本版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 于晓悠(发自法国)

(责编:易潇、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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