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不能说的夏天》:伤害已发生 “不能说”输赢

　　【尖锋话题·《不能说的夏天》】

　　《不能说的夏天》导演王维明尝试去分析性侵案为何会发生，矛头又很快转向了令人愤慨的寒蝉效应：面对罪恶与丑陋，许多人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充当了帮凶，令受害人的痛苦程度雪上加霜。

　　《不能说的夏天》让人想起去年的两部片子，《圣诞玫瑰》和《全民目击》，这三部电影都把关键戏码安放在了法庭之上。众所周知，碍于现实原因，内地很少出现庭审戏。所以，抛开港台导演的原因，这几部电影里的法庭，更像是现实的折射，要说真实度，还是陈可辛《亲爱的》中的表现比较接近。

　　王维明决定拍《不能说的夏天》，好像是做了一个热点正确的选择。毕竟，现在一提大学校园的性侵事件，那是人人喊打。但实际上，以最终成片来看，这名中老年“青年导演”，他试图铺垫一些不那么正确的过程。譬如，深化被告人的经历和过去，探讨受害人身上的创伤综合征。这也导致不少评论人士反映：电影的枝叶太多，似乎令性侵的主线不那么明晰。

　　想想看，除了第一次性侵前后被正面表现以外，受害人和被告人之间基本没有了直接对手戏。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演统统遮蔽掉，不想给观众看。还有，电影并没有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好像，输赢已经变得不重要，只希望当事人能真正走出来（虽然实际上这非常困难）。

　　回想《圣诞玫瑰》，同为新人导演的杨采妮，她将对一个残障少女的同情心，凌驾于法庭之上，其伦理价值观之混乱，简直让人无语。相比之下，《不能说的夏天》好像也仅仅是一线之隔——就像受害人遭受的言论攻击，她是不是自己做白日梦，爱上了老师。然而，哪怕受害人觉得自己爱上了李教授，律师依然不忘提醒法庭，这是犯罪。只要是不对等的、一方受到强迫或支配的社会关系，那么，这样的校园恋情依然是不允许的。

　　王维明不希望观众把过多的同情放在这个受害少女身上，即便她显然是涉世不深。相反，在主人公以外，他花了较多篇幅，去写律师，她同样疲于奔命，在家庭、情感和事业之间；受害人的妻子，她同样蒙受了奇耻大辱。导演尝试去分析性侵案为何会发生，矛头又很快转向了令人愤慨的寒蝉效应：面对罪恶与丑陋，许多人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充当了帮凶，令受害人的痛苦程度雪上加霜。

　　最后，当李教授倒在了自家花园，这是真实事件的现实结局。所以，输赢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伤害已经造成，并且无可挽回。所有人要做的，是阻止类似事件的再一次发生——即便要真正做到这样，很难很难。可是，《不能说的夏天》还是向社会各界发出了讯息，不能容忍性侵事件的继续发生，要痛打衣冠禽兽和斯文败类。

　　联系到厦大博导吴春明事件，网民对此怒不可遏，已经发生过的伤害和欺骗，无法偿还给女学生青春。这个，才是校园性侵事件的最大问题，是这个不平等时代下的一大症结，是对女性群体的压迫。或许，《不能说的夏天》没有想象的完美和成熟，但放在浮躁而混乱的社会中，它无疑就是我们常说的“良心之作”。

　　□木卫二（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