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语文的深情“木铎”

——汪曾祺的意义

2017年06月23日09:24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1

这似乎有点不像。至少,跟我最初的想象不像。那天,林斤澜先生打电话给他,说是自己的一个小老乡要去拜访。他开始拒绝,后来,不知怎么又同意了,并且说,希望来的是一个狂生。

那是1988年,我在社科院文学所进修。那时候年轻,才二十出头,怀着一点文学的梦,且是第一次进京,便四处拜访我所喜爱的文学前辈。那天,我临时拉上尹振球同学,倒了好几班车,才终于找到蒲黄榆那个地方。到他家的时间很晚了。

汪先生还在吃饭。准确地说,在独自饮酒,而且非要我们一块喝点。我一再推辞,他有点遗憾,说:我的文章不及我的菜,我是个美食家。

他倚在一张很小的床上,抽着烟,一个不很讲究的烟斗。他拿出三盒烟,让我们自选:云烟,三五,还有一盒似乎是阿诗玛。

最早接触汪曾祺的小说,是在1981年,我刚上大学,即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面世不久。我很惊讶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竟然有这样一个小说世界。我的审美视野突然被扩展了,我似乎突然间憬悟到什么……那是真正的感动。我被明海、小英子、巧云们所感动,被曾祺老人如此干净、明亮、温暖、朴素而又诗化的语言所感动——我认为这是中国白话语文洗去铅华、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现代汉语经典化的标高。我长时间地待在他的语境里,通体舒坦。

后来,我写了一篇十分稚嫩的评论——《忧郁的水或者温爱的光》,是比较汪曾祺与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风格的,比较他们各自笔下的女主人公小英子与翠翠们的异同。画家黄永玉在他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里说:那位穿白帆布西装的年轻朋友,他的文字里流淌着从文表叔的血液。指的就是年轻时的汪曾祺。但我觉得沈从文与汪曾祺之间虽有师承,然而风格还是不太像,是阴柔与偏重阳光的不同,是形似而“神”则有别。毕竟,个人的禀赋、身世、历练差别很大,特别是用笔时间,几乎相隔半个多世纪,人事、社会变动,个人情感心绪,俨然千差万别,因而落实在文字上,当然色泽不一。譬如,汪曾祺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所流溢的那份欢愉和明亮,就是沈从文忧伤哀婉的文字里所没有的。但从文式凄美的挽歌所内含的对美好人性伤逝决绝的苦痛,其深沉的悲剧力量,几乎承载了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集体性的心灵苦痛,从而为我们提供了鲁迅的“国民性”画像中所阙如的另一侧身影。这些,坦白地说,也是汪曾祺的情感与笔力所无力抵达的。许多年后,汪先生自己也似乎提及。

然而,在1985年出版的《晚饭花集》里,汪曾祺的这份明亮消失了,代之以淡淡的忧郁,一种很深情的忧郁,包含着那么一点孤独的思考。这一点,他自己谈到了,读者也能感受到。这是能理解的。在市场经济起来后,百姓在生活好起来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似乎还缺少一点什么,还有那么一点儿缺憾。汪先生以他的古道热肠,以他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字,深情地呼唤着我们民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一份内在心灵养料。

2

有人说,汪曾祺是当今中国最后的名士了。我读书不多,不知名士真正的含义。好像闻一多说过:痛饮酒,熟读《离骚》,乃真名士也。闻一多是近世学界的泰山北斗,堪与其比肩者,不过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数人,所以他的话,微言大义,我不懂。但以家道师承,修为秉性,汪氏似乎庶几近之。然而往深里想,又觉着不像了。毕竟名士的概念过于传统,而接受过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思想,特别是经由“五四”精神洗礼的学人,他的理念精神无疑是现代的。汪曾祺的作品所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就是现代的人道主义。

不过,就其学养修为,人事历练而言,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无法企及。如今人们常说的国学,似乎只是四书五经。其实,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三坟五典,奇门遁甲……哪一样是从异域舶来的?中国文化之博大复杂,足以让我们望而却步,这还真不是什么唬人的话。虽然哪壶不开还提哪壶,然而汪曾祺对中国戏剧的发展,的确做过贡献。偌大的中国如果只有八部样板戏当然不正常,但京剧园圃里有一部《沙家浜》,就不能不说是一朵瑰丽的奇葩!

汪先生画画,草木虫鱼皆及。他画的白菜,很有情致。他还送给远在美国的同学,“以慰王浩异国乡情”。

他为什么画白菜呢?

汪曾祺生于1920年,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漫长的战乱,艰难的求学,失业,理想的破灭甚至绝望,他都经历了。他为新中国的建立高兴,欢欣鼓舞和歌颂,五十年代的小说《六个孩子和一个夜晚》,通篇洋溢着喜悦和希望。之后,他也在社会动荡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运动,挨整,流放,和底层的农民一起劳动、生活。某一天,他突然被重用,回到北京改样板戏,还因此在某年的国庆登上天安门城楼,名字上了《人民日报》。到了花甲之年,他才重新用笔,开始了真正的创作生活。

也就是说,他什么都看过、经历过了:各色人等,百态人生;他什么也都看轻看淡了,荣辱消长,富贵贫贱。就像一个人,走了很多地方,喝了各种饮料,回到老家才突然发现,还是家乡老井里的水最为甘甜。汪曾祺早年的创作,学的是西方的现代派,如《复仇》等,通篇都是意识流。到了晚年,他又回到现实主义、民族主义。他的为人为文,了无心机,散淡自然,就像他笔下的大白菜,素食素心。在过滤了很多的东西之后,汪曾祺留下了一颗赤子之心。

他很爱自己的国家,很爱生活。但他没有说出来。他把这份情感,寄寓在一系列回忆性的文字。他的《晚饭花集》,浸渗着浓烈的乡情,很深沉的乡情。他的语言,来自生活本身,如同鲜美的水,活活地流着。但是,那不是纯粹的口语,而经由了文化的过滤。在其背后,是我们几千年文明的精粹,是汉民族光辉灿烂的语文作为它的背景和支撑。一个如此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很深刻的爱国者。他告诉我,他在美国遇到一个作家,是混血儿,黑人后裔。这位作家对他说:“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来自哪块土地、哪个部族、哪种语言和文化。”表现出一种无根的痛楚和无奈。汪先生很感慨,写了一篇散文《悬空的人》,结尾是这样的——

“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我听到一个留学生说,‘我宁愿在美国做狗,也不愿意做中国人’,岂有此理。”

汪先生很生气,那么和蔼的人,说“岂有此理”,那真是气愤不过了。

3

隔了几年,1991年的秋天,汪曾祺竟来到我的家乡,是我们永嘉县委特意邀请,由林斤澜先生带队,邵燕祥、刘心武来了,唐达成、林冠夫来了,汪老也来了。我真高兴。

他们坐在竹筏上,沿楠溪江顺流而下。喝着农家黄酒,佐以岩头麦饼,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实,还有我们楠溪江的山水和滩林。楠溪江很让他们高兴,以至于汪老说:“我可以负责地向全世界宣告:楠溪江是很美的。”

楠溪江于是走入他们的笔端,变成一篇篇美文。汪曾祺的《初识楠溪江》,是一篇很美的游记。

汪先生是江苏高邮人,但他喜爱一切美丽的山水。美的山水和人,是他“活”的语言的源头,灵感的源头。一天晚上,很迟了,他提议说:“出去走走。”拐了好几个弯,我们来到城郊的一处田埂旁,站了好一会儿,他突然说:“月亮真好!

我想,只有一个心灵没有杂质的人,才能经常发现日常生活的美。

他给我写过一幅字:风格即人。那是法国人布封说的。这话我很喜欢。字也好,带着曾祺老人浓浓的酒意。

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修养,写不出汪曾祺那样好的文字。而不热爱自己民族语文的人,又怎么会是一个真正的坚定深刻的爱国者呢?

我想起初中时的一篇课文,都德的《最后一课》。是说被德意志占领后法国人民亡国的悲哀,而且是一种比国土沦丧更深刻的悲哀:不准学习法兰西语文。国土被侵犯的类似历史,我们也曾经历过,今天的我们还不敢忘却。独立自主,热爱民族语文,这应该成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成其作家的起码的标准。而且,不应当仅仅只是作家的标准。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这样。

我记忆中,汪曾祺先生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头发稀少,看上去有点老。古稀之年的人了,能不老?只是,谈起小说,谈起往事,谈起他的老师沈从文,他黯淡的神光顷刻间亮堂起来。(潘凡平)

(责编:汤诗瑶、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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