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来函，说要恢复三十多年前的县办文学期刊《百合花》，希望我能题词或写篇回忆文章。这一下子勾起了我当年许多苦涩而又美好的回忆。

我的老家河北省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位于太行山区，与山西省五台县、盂县接壤。抗战时期，这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就有五万人参军参战、一万多人伤残牺牲。我的父亲也在这股抗战的洪流中，于1937年时不足十六岁参加由聂荣臻带队到平山招兵的八路军115师；经历八年抗战和两年解放战争，三次负伤，直到1947年才安置到地方；三年困难时期，又带着一家人回到老家务农。

平山，是一片被革命鲜血浸透的红色土地。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东渡黄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主席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号召。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山又是革命的“胜地”，然而，这个以“老区”名誉载入革命英雄史册的山区县却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在我青少年时期，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饥饿”，跟随父母回到老家的第一顿饭，就是从生产队食堂打回来的清澈见底的胡萝卜片汤和掺着菜叶子的玉米面饼子，那在当时，已经算是丰盛的“大餐”。到后来，更是经常以红薯叶子掺着粉渣（红薯浆提取淀粉后剩下的残渣）充饥。我当时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我有三个姐姐，后又添了一个妹妹），是“力保”的对象，仍不能免于饥饿。

唯一幸运的是，我能上学读书，因为父亲是伤残军人，我可享受免除学费的优待。感悟到“上学读书”来之不易，我倍加珍惜、刻苦努力，借阅了三里五乡同学们的大量“闲书”。加之，当时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北京、石家庄一批大学老师下到农村学校任教，使我们这些山里娃歪打正着、无意之中开了眼界，接受到了“高质量”的城里名师的指教。其中一位从北师大下来的名叫周传家的老师，不仅自己写小说、在省市县报刊上发表作品，还把“写作”的风气传给了我们这些乡下爱好写作的孩子们。县文化馆也顺应时代潮流，办起《百合花》这一当时全县文学青年向往的文学“园地”，并不时让全县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进行以会代训、深入生活的创作体验。在当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能有这样一个文学园地和文学爱好，就如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使我获得了丰富的精神滋养。每一次作品的发表，都是一次极大的精神享受，如同干涸的心田里浇了一次丰沛的春雨。当时既没有稿费也没什么物质奖励，能有的最多是几本书、几本稿纸和到县里开会时的几顿饱饭，而最大满足是乡亲们投来的钦佩赞赏的目光。

由于写作上的“知名度”，我高中一毕业村委会就让我担任了村小学的代课老师，每月三十六元工资，三十元交大队记三十个工分参与年终分配，六元留作自己生活补贴。后又转为民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记得当时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了解国内外大事，我花了十五元（相当于两个半月的生活补贴）买了一个“红灯”牌收音机，收听文学和新闻节目。更为了读到好书，曾骑自行车到百里外一位从城里回乡的业余作家家里借读《唐诗三百首》。因为“能写”，我差一点被推荐上大学，当时分配了两所大学的两个专业供填报志愿：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和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发电专业。但由于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在政治条件上不如另一位竞争者而名落孙山。后来还是因为“能写”，又差一点被“8341”部队招兵的同志“带走”。

回顾当年在农村的经历，除了感谢生活的磨练，更要感谢文学的滋养。如果没有当年的文学爱好（尽管也没写出什么名篇佳作），就不会培养出对读书的兴趣，不会滋生出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和走出农村的理想憧憬，还有可能被贫困压垮，在生活的磨难中一蹶不振。正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和追求，十年不坠青云之志，坚持读书和写作，才能在恢复高考后以全县前三的成绩被南开大学经济系录取；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和写作的锻炼，才能大学毕业就被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选中，并被破格提拔和评聘高级职称、三十六岁就成长为新华社当时很年轻的高级记者和分社社长。

在文章结尾，当我要写下“感谢文学”时，不由又想起著名作家路遥曾因经济窘迫而借钱到北京领奖。文学，可怡情养性，但要真指着她大富大贵就难免成为奢望。文章憎命达，大概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动物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社会学上的属性。因此，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除了眼前的“苟且”，还应当有“诗和远方”！

《 人民日报 》（ 2018年05月09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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