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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文藝或與底層民眾有了距離 要與時代同頻共振

2015年04月17日08:08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文藝要與時代同頻共振(文藝觀象)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何建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

      杜學文(山西省作家協會主席、批評家)

      趙 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白 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核心閱讀】

  作者總是受他生活在其中的時代的影響,其個體的生命體驗和精神感悟也總是因時代而催生

  並非每個作家藝術家都有能力做時代精神的引領者,時代風氣的先行者,但其中必有一些人敢於表達,善於言說

  作家、藝術家要掙脫各種羈絆,真正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以公正、理性、良知為內在驅動

  我們的文藝可能離底層民眾有了一些距離。當文藝家沒有能力去書寫和記錄這種實踐活動時,底層人便身體力行,自發加入到書寫和記錄的行列。在這樣的文學作品面前,文藝家應該反省

         

  張江:我們承認,一些經典文藝作品能夠穿越時空,具有永恆的價值。這種永恆價值的形成,不是因為作品脫離了自身所處的時代,恰恰相反,優秀的文藝作品,總是首先扎根自己的時代,然后才能為不同時代的人們所欣賞,從而具有永恆性。這一事實,可以從古今中外的許多經典那裡得到印証。

  文藝是時代的隨行物

  何建明: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無不遵循一個普遍的規律:隨時代而行,是時代的必然反映和產物。這是因為,作者總是受他生活在其中的時代的影響,其個體的生命體驗和精神感悟也總是因時代而催生。例如中國的《山海經》、希臘的神話,是古代人類在沒有可能獲取與之相適應的發達的科技與知識的情況下,通過虛象幻境的表現形式,來圖解社會生活和自然景象,作品寄托的是那個時代的精神理想與追求。而像《紅樓夢》和歐洲19世紀的一些小說,則更直接地反映了作者對所處時代生活圖景的敘述與價值取向、審美理想。五四運動后的新文學,幾乎都烙上了時代賦予作者身上的某些甩不掉的歷史責任與生活印痕。

  杜學文:一定的社會生活必將產生與之相應的情感方式。我們的創作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某一特定的時代背景,激發了我們的創作靈感。即使我們描寫的是另一時代的人與事,並且把那一時代的生活表現得十分真切細膩,也是當下這一時代的情感產物。因此,創作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脫離自己所處的時代,都要或直接或間接地表現我們生活其間的時代精神。

  趙勇:法國作家薩特的所作所為就很能說明問題。“二戰”結束前后,他深感戰爭給人帶來的災難之痛,便把自由選擇與承擔責任上升到存在主義哲學的高度,並在他的小說、戲劇中反復深化這一主題。由於他的大力推動,存在主義深入人心,文學成為介入現實乃至改變世界的手段。他大聲疾呼:“文學的命運與工人階級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這種鼓與呼的執著,今天看來依然讓人動容。中國新時期發端的“傷痕文學”也是如此,劉心武的《班主任》之所以在文學史上具有價值,便是因為它率先揭露了“文革”對青少年精神世界與靈魂的扭曲,發出了“救救孩子”的時代呼聲。

  白燁:文藝是時代的隨行物,因為作家、藝術家都置身於一定的歷史時期,屬於一定的社會階段。他們作為一定時代和一定社會的介入者、見証者,無論是感受與感想、情感與情思,抑或是寫真與紀實、虛構與想象,一定都會帶有他那個時代從物質到精神、從生活到文化的種種痕跡與烙印。

  文藝家要發先聲傳新聲

  張江:趙勇教授剛才提到了《班主任》這部作品。我要問的是,“文革”結束后,“傷痕文學”成千上萬,為什麼這部小說會成為旗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作者以其敏銳率先發出了時代的呼聲。文藝作為時代的隨行物,不僅要反映時代,還要引領時代,代表時代高度,這就決定了文藝家要發出時代新聲,作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

  何建明:人類歷史上曾有過這樣的現象:一支歌曲敵過一支軍隊、一篇檄文摧毀一個政權。文藝作為獨特的精神產品,能激發人類空前的潛能,也能摧毀任何固若金湯的精神建筑。任何簡單的復制生活和迎合生活,都不能真正體現藝術本身的光芒。文藝要發先聲、傳新聲,所體現的正是文藝自身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是一切進步、向上的文藝作品的基本內質。藝術作品有大有小,文藝家的本領有高有低,這是客觀存在的。但隻要心存善良和愛,其作品就能與時代進步樂章同頻共振,發揮積極作用,盡先覺、先行、先倡之一份力量。

  杜學文:文藝家在創作中可能會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但若能感受到時代發展進步的本質而不是皮毛,感受到人與社會變化進步的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作品的意義就更加重大。因此,我們更倡導的是創作者要有對歷史規律性的把握,對現實生活復雜性的理性體驗。這樣,我們的作品才能夠表現出時代進步的內在動力,表現出人民需求的潛在未來。文藝創作就不僅僅是對社會生活的簡單呈現,同時也成為時代進步要求的熱切呼喚。這種呼喚將對社會的發展進步產生引領和推動作用。

  趙勇:英國作家勞倫斯曾經說過:“藝術的職責,是揭示在一個生氣洋溢的時刻,人與周圍世界之間的關系。由於人類總是在種種舊關系的羅網裡掙扎,所以藝術總是跑在‘時代’前頭,而‘時代’本身總是遠遠落在這生氣洋溢的時刻后面。”在分析梵高的《向日葵》時,勞倫斯意識到了文藝家與時代的嶄新關系。文藝家應該把他提前感知到的東西訴諸筆端。並非每個作家藝術家都有能力做時代精神的引領者,時代風氣的先行者,但其中必有一些人大智大勇,敢於表達,善於言說。他們的所作所為,體現了作家和藝術家的良知和責任,成為一個民族的脊梁。對於這樣的文藝家,我們更應該敬佩、愛戴乃至呵護。

  白燁:1987年,賈平凹寫出了長篇小說《浮躁》,在文壇內外引起廣泛關注。當時,人們主要從及時反映農村變革中的新生活與新人物的角度來看待這部作品,實際上這個作品還有一個“先見之明”,就是“浮躁”這個書名對於伴隨著生活變異而凸顯的社會情緒的扼要概括與准確把握。應該說,當下從社會生活到文藝領域普遍存在的“浮躁”現象,正是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而文藝傳時代新聲的例子,則有1979年蔣子龍率先反映改革家時代風採的《喬廠長上任記》。這些例子都說明,文藝家發先聲、傳新聲,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為時代代言的資質

  張江:沒有人能夠脫離時代。手法再高明的作家、藝術家,也無法涂抹掉自己創作中的時代底色。但這並不意味著每個作家、藝術家都自然而然地成為時代的代言者。堪此重任,為時代代言,需要作家、藝術家掙脫一切客觀和主觀的羈絆,真正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以公正、理性、良知為內在驅動。這是一個合格的代言者最基本的資質。

  何建明:我們的社會無論發展到何時,都離不開作家和藝術家的獨特視鏡與情感測溫表。抒寫和記錄時代的每一個細微處的進步與落后、美好和丑惡,永遠是創作者的責任。作家、藝術家必須高尚,否則無法抵達高尚者的靈魂深處﹔作家、藝術家必須勤奮,否則無法聽到一個低微的社會弱者的心靈的真實吶喊﹔作家、藝術家必須勇敢,否則任何努力都可能半途而廢。

  杜學文:嚴格意義上說,作家都是在為自己的時代代言。而要做好這種“代言”,表現好自己的時代,必須確立科學的正確的歷史觀。隻有確立了正確的歷史觀,才能科學地真實地分析我們的歷史與現實,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深刻發現與感受人民創造歷史的必然,准確表現我們建設新生活、實現中國夢的不懈努力,給人以啟迪、信心與力量,使人在立足現實的基礎上,感受到未來的召喚。

  趙勇:文藝家要做好時代的書記官,首先是要有直面現實的勇氣,有擔當意識,要像巴爾扎克那樣,忠實於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秉承批判現實主義精神。恩格斯曾經指出:巴爾扎克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敢於違背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重大的特點之一。”

  當前中國的一些文藝家對現實主義的精神或者領悟不深,或者還有許多思想包袱。他們雖對現實也有所揭示,但往往繞來繞去,淺嘗輒止,缺少正面強攻的意識,隻好用種種形式技巧來掩蓋這種揭示的不足。

  白燁:在文藝創作中,不同的作家、藝術家會有不同的視角與選擇,但從根本和長遠來看,能留得下來、傳得開去的,多是那些書寫了自己時代的生活與情緒、人物與性格的力作。這樣的作品既能打動當下的讀者,也能吸引以后的讀者。由此我想到剛剛熱播過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原著作者路遙。他的《平凡的世界》自出版以來,年年加印,經久不衰,至今仍在小說類圖書暢銷榜上名列前茅。這種現象的背后,是作者路遙真誠又真切地描述了他所意識到的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青年一代的人生奮斗。我以為,《平凡的世界》稱得上是一部中國鄉土社會在改革初期的“歷史摘要”,而路遙也稱得上是“歷史書記官”式的小說家。

  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

  張江:從文藝創作的一般規律來講,描寫飛揚的人生、傳奇的故事、驚險的歷程,最容易上手,也最容易受到讀者和觀眾的青睞。正因為如此,普通人的平凡人生往往被作家、藝術家舍棄。但是,恰恰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用他們默默無聞的歌唱,匯聚成了振聾發聵的時代交響。因此,文藝創作還是要書寫和記錄人民及其偉大實踐。

  何建明: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身為作家、藝術家,書寫與記錄人民的生活和偉大實踐,是最根本的任務和最基本的方向,否則就是一種失職與失德。要充分認識到文藝創作不是一般性的簡單勞動,而是一種與時代同呼吸、與人民共命運的精神行為。作家、藝術家必須不斷提高自己的創造水平和對社會的感悟能力,對自己的知識與經驗持續地審視和更新,不斷從人民群眾的豐富生活與時代發展的土壤中挖掘和汲取營養,認認真真寫作,而非隨心所欲地碼字。

  杜學文:我們的創作仍然缺乏那種對中國波瀾壯闊的變革與進步的深刻表現,還缺乏那種能夠典型地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面貌的黃鐘大呂式的史詩。一些作品似乎有這種努力,但由於作家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缺乏深刻的把握,顯得比較粗糙、簡單,沒有達到相應的藝術深度。還有的作品對中國的現實與歷史缺乏准確的了解,所呈現出的生活不具有典型性。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與我們的創作疏離現實生活,疏離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有著非常重大的關系。

  趙勇:我最近讀了一些打工詩人的詩歌,其中一個強烈的感受是:“底層”不僅已開始說話,而且是在以最高級的語言說話。當詩歌界的成功人士飄浮在雲端寫作時,當中產階層詩人玩弄著文字游戲無病呻吟時,這些所謂的“打工詩人”卻把自己刻骨銘心的傷痛吟成了詩句。因為處在社會最底層,也因為生活本身就是悲和喜的凝聚,所以那些經歷和體驗一旦入詩,他們的筆下就有了毛茸茸的真實,也摹寫出了殘酷的現實。由此我便想到,我們的文藝可能離底層民眾已經有了一些距離。當文藝家們沒有能力去書寫和記錄這種實踐活動時,底層人便會身體力行,自發加入到這種書寫和記錄的行列。在這樣的文學作品面前,文藝家應該反省。

  白燁:文藝的生命力,既在於根植於生活,又在於作用於時代。無論是從文藝自身的規律性要求來看,還是從文藝創作所存在的欠缺來看,立足於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史演變,記錄和書寫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委實是作家、藝術家們需要認真思考並切實加以解決的重要課題。

  張江:時代是一個流動的概念,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特征。文學藝術要想與時代同頻共振,作家、藝術家首先要做自己時代最敏銳的發現者和感知者,同時要千方百計地尋找與這個時代相契合的話語和表達。在這方面,沒有稟賦和捷徑可言,隻能俯下身子,鑽到泥土的最底層,用心去傾聽和感悟。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17日 15 版)

(責編:王鶴瑾、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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