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的文化自信,不僅源自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歷史,更源自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產生的一切優秀文藝作品,以及創作這些作品的德藝雙馨的文化大家。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正值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懷揣對優秀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網推出融媒體文藝欄目《見証人丨致敬改革開放40年·文化大家講述親歷》,邀請改革開放40年以來當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藝術大家,分享其求藝之路的藝術探索與思想感悟,呈上對改革開放40年文藝發展最具詩意的表達,通過有情感、有溫度、有底蘊的人物呈現,彰顯藝術作品的時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1965年,於藍迎來了電影生涯中的巔峰之作《烈火中永生》。如果可以用聲音表達心中對江姐的懷念,一首《紅梅贊》足矣,如果在頭腦中尋找江姐的形象,大家想到的一定是於藍。
在影片中於藍憑借細膩的表演,塑造了有血有肉、重感情的“江姐”形象。“江姐對丈夫的愛,埋得很深。”說起江姐這一角色,於藍總有說不完的話。她腦海裡的江姐,有著一種特殊的冷靜與克制,“得知丈夫犧牲了,她在年輕人面前沒有哭,怕引起恐慌。而夜裡,她裹在被子裡壓著嗓子哭。”
正是因為於藍既演出了江姐作為革命烈士的大無畏精神,又演出了她作為一個平凡女子的隱忍和犧牲,才讓江姐這一角色如此深入人心。“我自己認為主要是烈士本身的事跡感動了人、教育了人。”於藍謙虛道,“這個角色使人信任、感到親切,那麼就算演成功了。並不是我這個演員有多麼了不起……”
早在青少年時期,於藍作為“魯藝”的一員在抗戰期間下鄉為群眾們表演話劇時,便樹立起了扎根生活的念頭,“要深入生活,生活就是創作的源泉。”回想起那段時光,於藍認為自己是在延安座談會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演員,“這是我真正的文藝思想的啟蒙。”
“在我自己的表演生涯中,每個角色誕生的過程,都給我帶來了許多難忘而幸福的經歷。”為了演好演活自己的角色,於藍很感激自己在體驗生活的過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群眾, “他們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師,給了我創造的依據和創造的活力。”
“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於藍用她的藝術生涯,為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話做了完美的詮釋。
改革開放后,中央工作會議號召全黨全社會都要關心青少年的成長。已經60歲的於藍受命組建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並成為首任廠長。
於藍回憶,兒影廠成立之初條件非常艱苦。剛成立時,廠房設在北影廠傳達室邊一排楊樹后臨時建造的一排極其簡陋的平房,一些拍攝設備和辦公用具都是於藍向廠家打欠條賒賬借來的。
再艱苦的條件也阻擋不了於藍帶領兒影廠前進的步伐,在於藍任廠長期間,兒影廠給全國人民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四個小伙伴》獲1982年第12屆季福尼國際青少年電影節最佳榮譽獎、共和國總統銀質獎章﹔《應聲阿哥》獲文化部1982年優秀影片獎兒童故事片獎﹔《少年彭德懷》獲1986年第6屆“金雞獎”最佳兒童片獎……
除了全心全力地為少年兒童呈現佳作之外,於藍在呼吁國家和社會關心兒童電影發展、為兒童電影制造良好的成長環境等方面,也從未停止過她忙碌的腳步。
在兒影廠成立五周年之際,於藍聯合中國影協發起成立了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協會,設立了中國電影童牛獎,以獎勵優秀兒童少年影片、表彰取得優秀成績的兒童少年電影工作者,“兒童電影有了向心力,不再是散兵游勇。”於藍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提交了關於發展中國兒童電影事業和前景展望的提案。1994年,於藍還曾撰文呼吁“救救兒童電影”。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我們隻有拍出更多更好符合兒童特點的影片,才能滿足兒童求知欲望,才能激發兒童豐富的想象力。”已經98歲高齡的於藍,仍時不時地奔走在宣傳兒童電影的第一線……
於藍老師或許是我們此次知名老藝術家系列採訪中最年長的一位,卻也是我們聯系過程最為順利的一位。撥通電話前,我們內心很忐忑,一怕打擾老人靜休,二來擔心採訪被拒。
沒想到的是,電話那頭的於藍老師很爽快地答應了我們的採訪,只是淡淡地說了句“歲數大了,很多事都不記得了”,聲音洪亮率直,於是,我們約好一周后去她家中拜訪。
還是位於北京西土城路上兒影廠的那棟宿舍老樓,還是那間朴素雅致的小客廳。房間十分狹小,小到隻夠放兩個單人沙發,小到連我們的攝像機三腳架都無處擺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