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北京打工者博物館：將打工文化寫入歷史[組圖]

一下雨，皮村的路就格外泥濘。中心商業街的兩旁布滿了各色商鋪，操著外地口音的商販們忙碌著叫賣，半大的小子們放學后跑來跑去地玩耍，還能看到小小的娃娃獨自坐在門檻上端碗吃飯，米粒吃了一臉。

這是座處於北京東五環外城鄉結合部的村庄，本地居民一千余人，但外來打工人員卻超過一萬人。在旁人眼裡，這個將打工生活百態展示得淋漓盡致的村庄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館。但是，一座真實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確存在在村庄深處。

河南小伙兒孫恆是這座小博物館的創始人。自2002年起，他同幾個志同道合朋友組成了“新工人藝術團”，工作之余利用空閑時間到工地、工廠、社區給工人做義務演出，成立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想法就在此時萌芽。

2008年，在香港樂施會以及其它機構的支持下，他和工友們靠著自己的力氣和智慧將原本是琉璃瓦廠房的5間屋子修葺整理好，並通過各方努力收集了博物館的首批500余件展品。打工歷史、婦女、兒童等5個展廳內部的照片、信件、暫住証、就業証、工資單、欠條等全部來自全國各地工友們的捐贈。

其中，來自全國各地、各個時期、各種版本的幾十個暫住証最為引人注意，一張孫恆在2002年因為沒帶暫住証而收到的50元罰款單也在其中。

當時，他已經辭去了河南老家音樂老師的工作，在全國各地流浪了一段時間后來北京闖蕩兩年多了。“有暫住証的時候感覺沒有安全感，走在大街上要躲著走，晚上睡覺都要把自己反鎖起來。現在，雖然收容制度取消了，但還是需要暫住証。”

目前，孫恆已在北京生活15年了，和眾多工友們一樣，每年仍需去辦理暫住証。

除了暫住証，工傷斷指的X光片、富士康跳樓女工的信、工資欠條等等展示工友苦難的展品歷歷在目。館內還展出了在深圳工業區打工的工友集體完成的名為“15分鐘距離”的攝影作品。在展覽介紹中寫道：“從他們居住的工業區到商業街，步行隻需要15分鐘，但這15分鐘的距離，卻標示著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

最新數據顯示，全國農民工數量已達2.63億。面對如此龐大的群體，這一座小小的博物館的意義何在？

“我們並不只是想展示苦難，而是想要改變。正視現實、真實地記錄歷史是第一步，之后再去尋找解決的辦法。”在孫恆看來，這座小小的博物館遠遠不能承載展示並反映2.63億群體生活的重任，“社會的改變是由無數個體的改變才做到的，我們的力量很小，但卻盡了最大努力。”

為什麼要辦這樣一座博物館？

孫恆講了一個關於彪哥的故事。那時孫恆離開家，背著一把吉他在全國流浪賣唱，經常會在工地給端著飯缸子的工人唱自己寫的歌。彪哥是來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人，矮瘦的個子，黝黑的臉龐，從來都不愛說話。“我在工地待了三天，最后一天他跟我聊天，並把一雙粗糙的大手伸到我面前，告訴我，他用這雙手養活一大家人。他以為隻要拼命地干，生活就能改變，但是社會卻依然瞧不起他們。”

彪哥是孫恆流浪時遇到的那麼多人物中的一個，但卻影響了孫恆很多。從那之后，他開始關注身邊的勞動者。

“在城市裡有那麼多高樓大廈、大街橋梁，但背后卻是像彪哥一樣默默付出的人。他們創造了歷史，卻被人忽略。”孫恆認為，如今科技如此發達，打工者可以用錄音筆，用數碼相機，用DV來記錄自己，應該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博物館。

工友們更是支持這個想法。昌平一個建筑工地的30多名工友，看到報紙上關於博物館征集物品的報道后立即開會，推選出3個工友，坐了3個小時的公交車來到皮村，送來了一大包暫住証、工裝、工具等物品。一名山東籍女工也送來了家書、打工時的照片以及一輛攤煎餅的三輪車。

孫恆的同事郝志喜現在主要負責博物館的日常運行。除了每天打掃衛生外，他還負責給前來參觀的學生、工友等講解各個展廳的展品。“我也是打工的，很多展品在我看來都很平常，但是很多參觀者卻感覺很震撼。”收集展品也成為了博物館的日常工作。由於皮村面臨拆遷，他們正在努力實現把博物館放到網上，“這樣的話，即使皮村拆了，博物館還在。”

打工博物館對面的簡陋院子裡，住著孫恆和同事們。工資都是兩千余元、沒車沒房，但是他們卻覺得生活得充實快樂。“什麼才是幸福的標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幸福。”

問及孫恆的夢想，他彈著吉他唱了自己創作的一首《打工子弟之歌》，簡單優美的旋律，卻唱出了隨遷子女們的心聲。“我們遠離自己的家鄉，我們也有自己的夢想，我們同樣渴望知識的海洋和明媚的陽光。”

他說，自己的夢想很簡單，就是讓新工人的子女能夠享受同等教育，讓新工人能夠在城市安心住下來。（人民網記者魏薇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