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圖：走進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新工人"想要改變

人民網北京7月9日電 （王鶴瑾）烈日之下，坑窪不平的街道上黃沙飛揚，散漫、未經任何規劃的建筑高低錯落，道路兩旁的商鋪多數連塊招牌都沒有，這裡就是北京市東五環外金盞鄉皮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個蓬勃和荒蕪合二為一的地方竟然有一間“博物館”存在——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以下簡稱“博物館”）。

記者穿過狹窄臟亂的胡同，來到博物館。一塊匾，一個木門，300余平方米的展廳，2000余件展品，構成了博物館的全部。博物館陳列了打工者的照片、信件、工資單、欠條、工傷証明、生活用品、勞動工具等物品，目的不僅是想展示他們生活的艱辛和苦難，還表達了他們想要改變的強烈願望：“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博物館的前身是一位名叫孫恆的河南小伙子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的“新工人藝術團”，他們利用工作之余的空閑到工地、工廠、社區給工人義務演出，時間長了，成立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最初想法就此萌生。到2008年，在香港樂施會以及其他非政府機構的資助下，博物館正式落成，還組建了工友之家、工人子弟學校、打工藝術團等機構。據統計，博物館每年均接待5000余名參觀者，目前已有2.5萬人來此參觀。

博物館的主要負責人和創始人孫恆

2008年，全中國都在討論改革開放30年，大家最關注的話題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城市化的發展。大家看到鳥巢，看到水立方，看到高樓大廈，但人們往往會忽略這背后中國兩億多進城打工人群付出的勞動。孫恆和工友之家的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100年以后，大家都還能記住建筑師，但建造它的勞動人民，張三李四，他們當時的生活是怎樣的？沒有人會知道。就像現在我們不知道長城是誰建造的。”

孫恆認為，城市主流文化沒有打工者，可又在影響他們的思維和價值觀，那他們現在所做的，就是創造屬於這個群體的新文化。“以前覺得文化歷史高高在上，應該由國家歷史博物館去記錄，跟我們沒有關系。但后來我覺得，為什麼我們創造了歷史卻不能記錄歷史？打工者不能進入歷史，主要原因就是沒有人記錄他們。今天不一樣了，科技這麼發達，我們可以用錄音筆，用數碼相機，用DV來記錄自己，我們應該有一個自己的博物館。”

孫恆有一個夢想，就是讓每個打工者都能開心地笑，有尊嚴地生活。孫恆講了一個關於彪哥的故事。那時孫恆離開家，背著一把吉他在全國流浪賣唱，經常會在工地給端著飯缸子的工人唱自己寫的歌。彪哥是來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人，矮瘦的個子，黝黑的臉龐，從來都不愛說話。“我在工地待了三天，最后一天他跟我聊天，並把一雙粗糙的大手伸到我面前，告訴我，他用這雙手養活一大家人。他以為隻要拼命地干，生活就能改變，但是社會卻依然瞧不起他們。”

在孫恆看來，這座博物館存在的意義並不只是想展示工友們的苦難，而是想要改變。正視現實、真實地記錄歷史是第一步，之后再繼續尋找改變的辦法。“社會的改變是由無數個體的改變才做到的，我們的力量很小，但卻盡了最大努力。”

來自全國各地的暫住証

農民流動到城市打工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信號。頭十年，主要是到鄉鎮企業打工，但是規模不大。1988年前后人數開始增加，1992年后，農民流動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為當時的一股潮流。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后，進入城市的農民越來越多，暫住証充分體現了那一時期的特色。

博物館收到的第一件捐贈品就是暫住証，也是收到最多的物品。一張贊助証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他們作為一個外來打工者和農民的雙重身份。在北京生活了13年的內蒙古青年王德志，現在雖然不用擔心走在街上會被收容遣返了，但是如今逢年過節還是會被查暫住証。

“村口每天早上7時到10時都查暫住証，晚上也查，”一位工友曾寫信給孫恆訴說，“我們買菜的人都要等到10時以后才敢去，如果抓到罰款50元”。

孫恆自己的故事

孫恆在2002年因為沒帶暫住証而收到的50元罰款單也陳列在展品之中，“打工的人最怕就是查暫住証，如果忘帶或沒有，往往就會被送到遣送站，要麼罰款，要麼遣送。”2002年10月29日，他在清河串親戚時忘帶暫住証，被聯防城管逮住罰了50元。現在，他把當時的處罰書、罰款收據和暫住証挂在一起展示，“很多來參觀的工友看到這個都很感慨。” 對打工者來說，這些本本就是“護身符”。孫恆說，“你很難體會到那種沒帶暫住証看到城管時的害怕心情。”

孫恆說，關於“暫住証”讓人聞之驚心的、比較典型的是孫志剛事件。2003年3月的一個晚上，廣東大學生孫志剛在前往網吧的路上，因缺少暫住証，被警察送往廣州市“三無”人員（即無身份証、無暫居証、無用工証明的外來人員）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次日，孫志剛又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員救治站。在那裡，孫志剛受到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收容人員的野蠻毆打，第三天死於這家收容人員救治站。

工友們的加班記錄單

打工者在城市中真真切切的體會了“快節奏”的生活，加班是件習以為常的事情。展品是一個工友的月加班記錄，左邊較窄的記錄單是一位名叫林衛華的木工師傅在2003年6月加班記錄，共計加班81小時。右邊是另一位工友在2007年4月的加班記錄，共計加班59小時。

孫恆說，現在大部分工友們每天的工作時間仍然超過10小時，仍然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才能休息一天。大部分工友們甚至都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沒有參加社會保險，有的企業還存在拖欠、克扣和拒發工資的現象，尤其是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工友們經常面臨這樣的狀況。

深圳富士康跳樓幸存女工田玉寫給“工友之家”的感謝信和親手編制的拖鞋

工友們每天進行著繁重的體力勞動，在企業追求利益的高壓之下，工人們被訓練成了一台台機器，生活麻木，相互之間也少有溝通，工作和生活的強壓無處排解。

田玉是當時深圳富士康跳樓事件的幸存者，雖得以幸存，但卻下肢癱瘓成為殘疾。在2010年，隻有17歲的田玉懷揣著對未來的期待到深圳富士康打工，主要負責產品“外檢”的工作。現實總是不如希望的那麼美好，上班第一天，田玉所負責檢查的樣品被查出不合格，因此被“領導”批評了。后來，隻要查出不合格樣品，就都去批評她。這讓田玉感到非常委屈，但是讓田玉難以適應的除了遭受責罵和委屈之外，還有周遭的冷漠。在田玉跳樓的前一天，她身上隻剩下五塊錢，急等工資用的她還沒有領到工資卡，她問室友工資卡在哪裡領，室友讓她去找“領導”。“領導”告訴她要去另一個廠區領。田玉為了去另一個廠區，僅交通費就花掉了四塊錢。可是，到了那邊廠區，還是轉來轉去也沒找到領工資卡的地方，最后孤立無援的她隻好無奈的用最后一塊錢坐車回去，由於錢不夠，沒坐幾站便隻能下車走回去了。回到宿舍之后，宿舍的人進進出出，沒有一個人和她說話，仿佛陌生人一般。第二天，承受不了壓力、委屈和孤獨的她選擇了跳樓這一極端的方式去結束工廠的麻木和冷漠。

事件曝光后，“工友之家”通過各種辦法聯系到她，給她安慰和鼓勵，讓她在這個復雜現實的社會感受到了關懷和溫暖。現在她已在社會各界的幫助下走出陰影，跟著姑姑編織拖鞋，並有了自己的銷售渠道，她有一個願望，“如果我建一個工廠，我不會像別的工廠一樣，不讓人說話，管的特別嚴。我會人性化的管理，我會讓他們開心做事，願意來我家做事，不會有壓力，高興來上班，高興回家。”

已有14年歷史的烤箱

在小吃街和夜市隨處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烤箱，不足為奇，但它卻記載了打工者們的艱辛歲月。捐出這個烤箱的工友名叫曹祥栓，1992年來京后在二手市場買來廢舊鐵皮，自己手工制作而成，靠買烤串養家糊口。那時，他經常被聯防管理（那時還沒有城管）的管理者查抄。更有一次被抓，在京被拘留7天，沒有與家人取得任何聯系，心裡縱然萬般著急，卻也隻能等到被遣返回鄉后才能和家人取得聯系。三年后，他改做煎餅，后又賣過水果、熟食等，現為小紅帽報刊發行部發行員。

這個烤箱是從聯防隊花200元贖回來的，至今已有14年歷史了。

還有一位女工，1995年南下打工。開始去過石材廠，以計件的方式來計算工資，第一個月廠裡生意還不錯，算下來淨掙了500元，雖然辛苦但心裡還是美滋滋的。后來換到一家織布廠，每天24小時兩班制，薪水開始每月是500元，后來漲到600到700元，一干就是幾年。每天工作12個小時沒有節假日，整天圍著機器轉。天氣熱的時候，機器的溫度高得人用手都不敢去摸，在這樣的高溫作業的環境裡，每天隻能汗流浹背，有時候甚至連內褲都濕透了。

打工者最熟悉的地方——出租屋

在展館的最裡頭，隔出了一個五六平方米的小空間，一張窄小的單人床，一個簡單的櫃子，地上放滿了鍋碗瓢盆，空間的角落邊還有一個生火的煤爐子。這就是打工者最熟悉的地方——出租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床是用磚頭支成的，床底下堆著蛇皮袋、拉杆箱、膠鞋，櫃子上凌亂地擺著方便面、雜志、蠟燭等物品，還有一台黑白電視，牆上挂著一面小鏡子，裝米的口袋就放在煤爐邊上，一旁堆著做飯的鍋碗瓢盆和熱水瓶。每天，打工者一半的時間就是在這個窄小的天地裡度過，他們的生活就在這樣一個連轉身都會感到困難的環境中進行。

一處固定居所和一個私人的空間，對打工者而言是一種奢望，來自河南的小女孩付明珠說，“我希望有一個固定的家，搬家耽誤了我上學，在每個學校剛上幾個月，就要搬家。”

另一位工友說，他希望治安隊的管理員能在進入他房間之前先敲門。一次，他正在衛生間裡洗澡，嘩嘩的水聲讓他聽不清門外的人在說什麼，他本意是想趕緊穿好衣服出去，沒想到前后不夠2分鐘，穿著迷彩服的治安隊的人就把衛生間門給踢開了，連門鎖都被踢壞。等我出來后問其為什麼要把門踢開？答案是：要你出來，你就得馬上出來。雖然他很氣憤，但卻極其無奈。據了解，類似洗澡時被踢開門的情況，在女性同胞身上也同樣發生過。

《城市的某個角落》

在城市裡有那麼多高樓大廈、大街橋梁，在城市的某個角落有聲音在這樣訴說：“爸爸媽媽來北京之后，是給人搬家的，他們每天早出晚歸，很辛苦，晚上回家倒頭就睡。”13歲的河南小姑娘名叫劉丹，她的父母是搬運工人，

天剛朦朦亮就趕著外出工作，一直到晚上8點才收工回家，平均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白天隻有利用吃午飯的時間才能稍稍休息一下。他們最深的體會是工作太苦，感覺眼睛剛閉一下，轉眼又到上班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