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雨,皮村的路就格外泥泞。中心商业街的两旁布满了各色商铺,操着外地口音的商贩们忙碌着叫卖,半大的小子们放学后跑来跑去地玩耍,还能看到小小的娃娃独自坐在门槛上端碗吃饭,米粒吃了一脸。
这是座处于北京东五环外城乡结合部的村庄,本地居民一千余人,但外来打工人员却超过一万人。在旁人眼里,这个将打工生活百态展示得淋漓尽致的村庄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但是,一座真实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确存在在村庄深处。
河南小伙儿孙恒是这座小博物馆的创始人。自2002年起,他同几个志同道合朋友组成了“新工人艺术团”,工作之余利用空闲时间到工地、工厂、社区给工人做义务演出,成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就在此时萌芽。
2008年,在香港乐施会以及其它机构的支持下,他和工友们靠着自己的力气和智慧将原本是琉璃瓦厂房的5间屋子修葺整理好,并通过各方努力收集了博物馆的首批500余件展品。打工历史、妇女、儿童等5个展厅内部的照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等全部来自全国各地工友们的捐赠。
其中,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几十个暂住证最为引人注意,一张孙恒在2002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收到的50元罚款单也在其中。
当时,他已经辞去了河南老家音乐老师的工作,在全国各地流浪了一段时间后来北京闯荡两年多了。“有暂住证的时候感觉没有安全感,走在大街上要躲着走,晚上睡觉都要把自己反锁起来。现在,虽然收容制度取消了,但还是需要暂住证。”
目前,孙恒已在北京生活15年了,和众多工友们一样,每年仍需去办理暂住证。
除了暂住证,工伤断指的X光片、富士康跳楼女工的信、工资欠条等等展示工友苦难的展品历历在目。馆内还展出了在深圳工业区打工的工友集体完成的名为“15分钟距离”的摄影作品。在展览介绍中写道:“从他们居住的工业区到商业街,步行只需要15分钟,但这15分钟的距离,却标示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63亿。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这一座小小的博物馆的意义何在?
“我们并不只是想展示苦难,而是想要改变。正视现实、真实地记录历史是第一步,之后再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在孙恒看来,这座小小的博物馆远远不能承载展示并反映2.63亿群体生活的重任,“社会的改变是由无数个体的改变才做到的,我们的力量很小,但却尽了最大努力。”
为什么要办这样一座博物馆?
孙恒讲了一个关于彪哥的故事。那时孙恒离开家,背着一把吉他在全国流浪卖唱,经常会在工地给端着饭缸子的工人唱自己写的歌。彪哥是来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人,矮瘦的个子,黝黑的脸庞,从来都不爱说话。“我在工地待了三天,最后一天他跟我聊天,并把一双粗糙的大手伸到我面前,告诉我,他用这双手养活一大家人。他以为只要拼命地干,生活就能改变,但是社会却依然瞧不起他们。”
彪哥是孙恒流浪时遇到的那么多人物中的一个,但却影响了孙恒很多。从那之后,他开始关注身边的劳动者。
“在城市里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大街桥梁,但背后却是像彪哥一样默默付出的人。他们创造了历史,却被人忽略。”孙恒认为,如今科技如此发达,打工者可以用录音笔,用数码相机,用DV来记录自己,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工友们更是支持这个想法。昌平一个建筑工地的30多名工友,看到报纸上关于博物馆征集物品的报道后立即开会,推选出3个工友,坐了3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皮村,送来了一大包暂住证、工装、工具等物品。一名山东籍女工也送来了家书、打工时的照片以及一辆摊煎饼的三轮车。
孙恒的同事郝志喜现在主要负责博物馆的日常运行。除了每天打扫卫生外,他还负责给前来参观的学生、工友等讲解各个展厅的展品。“我也是打工的,很多展品在我看来都很平常,但是很多参观者却感觉很震撼。”收集展品也成为了博物馆的日常工作。由于皮村面临拆迁,他们正在努力实现把博物馆放到网上,“这样的话,即使皮村拆了,博物馆还在。”
打工博物馆对面的简陋院子里,住着孙恒和同事们。工资都是两千余元、没车没房,但是他们却觉得生活得充实快乐。“什么才是幸福的标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幸福。”
问及孙恒的梦想,他弹着吉他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打工子弟之歌》,简单优美的旋律,却唱出了随迁子女们的心声。“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
他说,自己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让新工人的子女能够享受同等教育,让新工人能够在城市安心住下来。(人民网记者魏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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