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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裡在工作
萬裡晚年在網球場上
“沒有萬裡的勇氣和頭腦，就沒有后來劃時代的農村改革。鄧小平說，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又從安徽開始。這一起點，和萬裡緊密相連。”吳象評價說。吳象曾任安徽省委副秘書長，協助萬裡在安徽推動改革。
壯士暮年的萬裡，已走過千山萬水。
農民的兒子
吳象：萬裡在安徽當省委書記搞農村改革時幾次說：“我們是靠農村起家的，農民是我們的父母，不能進了城就忘了娘了！”
萬裡的兒子萬伯翱：去安徽前，老爺子不怎麼管農業工作。但他的出身決定了他對農民有一種天然的感情。雖然沒種過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腳下城郊的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我爺爺窮得出去當兵了，在閻錫山部下，臨汾戰役打日本的時候犧牲了。當時萬裡還在曲阜師范學校讀書。讓一個不成年的孩子給父親收尸，太慘了，但塑造出他堅強獨立、知道珍惜、充滿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時代，他就組織學生運動，反抗日本侵略者，20歲出頭就當上地委書記，位列“冀魯豫的三大才子”。1949年我父親隨劉鄧大軍南下，迅速得力地給劉鄧大軍組織籌備了大量軍需，得到了鄧小平的賞識。老爺子說跟鄧小平一起工作學到很多東西——果斷、堅定、看事物的尖銳、處理事務的水平，一生教益無窮。
1952年年底，萬裡調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長，1958年，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會堂。
萬伯翱：修建人民大會堂周總理任總指揮，但他主持國務院工作，實在太忙，大量的具體工作就由萬裡承擔。
1962年，18歲的萬伯翱高中畢業，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萬裡送他下鄉勞動鍛煉。臨行前，萬裡鄭重其事地對兒子說：“我來自工農，你又回到工農。我從此就有了一個農民的兒子，這樣我與農民的關系就更密切了。”
鄧小平的“四大金剛”
“文革”時，萬裡和很多領導干部一樣都被打倒。
萬伯翱：文化大革命，老爺子那麼耿直的性格，從來沒說過軟話。有一次對我開玩笑說，老大（萬伯翱是萬裡長子），你也是工農兵啊，你也批判一下我們的資產階級思想。
“文革”后期，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工作，萬裡受命於危難，出任鐵道部部長。在他努力之下，我國鐵路運輸開始向著“四通八達、多裝快跑、安全正點”的方向邁了一大步。
吳象：當時的說法 “安全正點萬裡行”，既指火車萬裡行，也指萬裡這個人行。
然而1976年，萬裡再度被打倒，剛剛理出頭緒和稍有起色的國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亂。
萬伯翱：就連奶奶也問我,“你爸爸領導鐵道部，使車輛安全、正點到達，也不對嗎？”我隻好回答,“有人說這是資本主義，他們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誤點’，也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
彼時，“四人幫”控制著宣傳輿論大權，指使新華社派記者到國務院一些所謂“右傾翻案風”嚴重的單位——鐵道部、教育部等部委“蹲點”，列席黨組會議。其目的是利用記者寫內參，反映這些單位領導的問題，為篡奪這些單位的領導權提供“炮彈”。這正是鄧小平重用的“改革派”的幾個部委，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剛”。
萬伯翱：“四大金剛”排第一的是科學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榮鑫、七機部的張愛萍和鐵道部的萬裡，當時老百姓說，鄧小平的“四大金剛”可真能干。
當時的新華社記者張廣友被派到鐵道部“蹲點”。
張廣友：萬裡知道我的任務是給“四人幫”提供“炮彈”，但他開誠布公地告知我鐵道部的情況，與我談心，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們了解到彼此的正直。他在部領導小組會上檢討，我說你明明是違心的檢討，我怎麼寫（報道）。他說不檢討不行，很多違心的事情不能不做，黨的組織原則四句話，你背最后一句話：全黨服從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見，但必須聽中央的。這是組織原則。
安徽改革歲月
1977年夏，被解放出來的萬裡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臨行前他去看望鄧小平，鄧小平這時處於半解放狀態，已經可以自由行動，尚未公開露面。聽萬裡說要去湖北，他遲疑了一下說：“你不要著急走，再等一兩天。”鄧去向當時中央的領導人建議，安徽這個“老大難”要有個得力的干部去。於是，萬裡就轉而去了安徽。
吳象：萬裡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的名義，發布一道命令：支左任務（“文革”中人民解放軍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群眾組織的行動）已勝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機關三日內歡送軍代表回軍營，要敲鑼打鼓，不得留難，有什麼意見可以提交省委，統一轉送軍區處理。
這一斬亂麻的快刀扭轉了糾纏不休的派系糾紛，迅速恢復了正常秩序。此后，萬裡多次深入基層作調查研究。
萬伯翱：我父親到了安徽后，對窮的程度還是大吃一驚。去山區看望農民，可老百姓不出來見書記，因為沒褲子，家裡孩子藏在地鍋裡頭取暖，春節農民吃不了餃子。老爺子說，當年楊白勞還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紅頭繩過個年呢。他馬上命令農業部門開倉，給每戶農民5斤面過年。
1977年9月，應萬裡邀請，張廣友被借調到安徽省委協助萬裡進行調研，列席省委常委會，並參與新華社安徽分社的領導工作。
張廣友：他調研從來都是輕車簡從，到哪都是我們兩人，把車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著稿子念，萬裡把稿子一奪，不聽他們形式主義的那一套，自己到農民家裡去看。縣長說你別讓萬裡同志到處亂跑，讓我們帶吧。萬裡說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麼可怕的，看看他們的生活也好啊。
3個月調查研究的結果，是起草了一個省委農村工作六條（草案），簡稱“省委六條”。
吳象：許多農民特別是干部開頭疑惑很大：“省委六條”說“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那“綱”還要不要呢？不是“階級斗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嗎？反響最大、爭議也最多的是關於聯產計酬的問題。“省委六條”吸收有些地方群眾的創造，允許生產隊下分作業組，以組包產，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簡稱“聯產計酬”。
廣大農民認為“大鍋飯”變小了，手腳也鬆了綁，特別高興。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領導干部和多吃多佔的基層干部則強烈反對。
萬伯翱：要不是對農民感情深，他絕對不會冒這個風險。1977年中央還在說 “農業學大寨”，老爺子一看現在還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飢荒，農民沒飯吃，這個大寨我學不起啊。小崗村的事出來后，我爸爸跟我媽媽說准備再次被打倒，烏紗帽不要了。可奇跡出現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現了豐收。農民利益和力量的結合，效果巨大。
萬裡坦然處之，隻要群眾吃飽飯，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兩年多，斗得不可開交，最終是鄧小平的表態才力排眾議，幫助萬裡完成了改革。
張廣友：最初不是鄧小平讓萬裡去安徽搞包產到戶的。這是別人的誤解。鄧小平曾說了一句話，大意是：這麼大事情，之前沒打招呼，我不好表態。
萬伯翱：鄧小平一開始沒表態，讓你先干起來，有點后來摸著石頭過河的意思。當時明確支持的是陳雲。陳雲對萬裡說，你的做法我很贊同，我舉雙手贊同。
1979年初安徽召開省委工作會議，研究如何使已見成效的改革得到鞏固，繼續發展。就在這個會上，鳳陽縣委書記、嚴格為小崗保密的陳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崗村包干到戶的秘密，把一份書面材料交給了萬裡。
吳象：當時他站在那裡，也不說話，看小崗村的材料。幾天后剛散會就親自踏著殘雪到小崗去看。小崗人興高採烈把花生往萬裡棉軍大衣口袋裡塞，萬裡不要，一位老太太笑著說：“往年想給也沒有！”小崗人要求讓他們試上3年，萬裡回答：“我批准你們試5年！”小崗人說：“有人打官司要告我們。”萬裡回答：“這個官司我包打了！”
在萬裡的強力推進下，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推廣，民謠有雲“要吃米，找萬裡”。后來，這個小村庄成了中國改革的一個符號。
堅持改革，堅持民主法制
由於當時國家農委主要負責人不大贊成農村搞包產到戶，中共中央於1980年3月調萬裡同志任國家農委主任，全面主持農村改革。隨后，萬裡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萬伯翱：戲劇性的變化，中央讓老爺子成了農委主任、副總理了，當時反對他的部門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認為在鐵道部和安徽經歷的是一生中兩次最驚心動魄的斗爭，他跟我說過，老大，你不是喜歡寫劇本嘛，這就是一出戲啊。
1988年4月，萬裡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提出：本屆人大必須把保証改革和促進改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把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
上世紀80年代初萬裡就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改革的兩大主題，要圍繞這兩個改革的主題推進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和各項工作。1986年7月31日，萬裡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后來撰文說：這篇講話不啻於一聲驚雷，振聾發聵，在黨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
萬裡指出，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在我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有傳統價值觀方面的障礙，同時也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了我國政治體制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政治體制上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
與此同時，萬裡一直努力為堅持改革開放的干部保駕護航。
萬伯翱：當時有人否定廣東改革開放，老爺子很生氣：你們把廣東人民改革開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聽過老爺子說，特區的事就是要特辦。老爺子每次接見梁廣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興，評價他們是改革開放闖將，是勇敢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當什麼領袖人物，他是個殺出一條血路的實干家，是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家。2002年春節老爺子最后一次去廣東，有點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說我來跟廣東人民告別。整個春節隻專程看望了兩個人，一個是習仲勛，當時習伯伯已經病得很嚴重了，過春節早早穿好了紅色的衣服，白色的襯衫，等待著父親，他們激動地擁抱了。老爺子說他來看他的老伙計了，一定要保重身體。習仲勛糾正他，什麼老伙計，老戰友了！兩人談笑甚歡。另外一個就是在李長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們也是老相識了。
萬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親去蓮花山，對著鄧小平的高大青銅雕像，白發蒼蒼的父親在冷風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從未見他對什麼人這麼敬仰和深情懷念。”萬伯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