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四姐妹名氣大 周有光:我與張允和流水般的戀愛

　　周有光與張允和於1933年4月結婚

　　張家四姐妹的名氣很大，不光在中國，在外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前幾年美國耶魯大學的金安平女士撰寫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張家作為一個大家，開始於我老伴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張樹聲是跟隨李鴻章打仗出身的，“張家”與“李家”相並列。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清朝大官允許回家守孝三個月，李鴻章回鄉丁憂的時候，職務就是由張樹聲代理的。張樹聲的官做得很大，任過直隸總督、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張允和的父親張武齡，生於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他知道家裡有錢、有地位，但總這樣下去不行，就決定離開安徽，到蘇州興辦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蘇州辦樂益女子學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蔣夢麟等當時許多有名的教育家結成朋友，幫助他把學校辦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別人想辦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當時有一個笑話，他的本家嘲笑他：“這個人笨得要死，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花在別人的兒女身上。”其實，他在當時比較先進、開明，他的財產專門用來辦教育，他對下一代主張，自己的錢隻給兒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了當時比較好的教育。不僅是新的大學教育，傳統國學的基礎也比較好。葉聖陶在我岳父的學校教過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九如巷原來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學校是通的。解放后，蘇州政府把原來的房子拆掉，在這個地方建了高樓，成了政府辦公的地方。張家住的房子歸了公家，現在張允和還有一個弟弟住在那裡，原來的房子還剩下從前所謂的“下房”，現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蘇州城中心的一個公園，九如巷在那兒旁邊，找到公園就找到九如巷。從前，很近就到公園、圖書館。蘇州在我們青年時代河流很多，現在都填掉，變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們家家道中落，她們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國有關系。我的曾祖父原來在外地做官，后來回到常州，很有錢，辦紗廠、布廠、當鋪，長毛來了，清朝沒有一個抵抗長毛的計劃，本地軍隊結合起來抵抗，城裡不能跟外面來往了，城裡的經費都是我的曾祖父給的。長毛打不進來，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國，隔了兩年又來打常州，就打下來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國滅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個官——世襲雲騎尉。世襲雲騎尉是死了以后要給子孫世襲很多錢。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國的時候在外面，打完就回來，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領到很多錢。一直到民國，才沒有了。原來的當鋪、工場地皮還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軍燒掉了，剩下的幾年賣一處，花幾年，再賣一處，花幾年。當時家的架子還很大，我的父親是教書的，要維持這麼大一個家庭當然不行。我父親后來自己辦一個國學館，收入不是很多，維持一個小家庭可以，維持一個大家庭當然不行。這樣子，就窮下來，所以到了我讀大學時是最窮的時候，連讀大學的學費都拿不出來。

　　我們兩家在蘇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樂益女子中學讀書。張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學，常常來看我的妹妹，到我家來玩，這樣我們就認識了。放假，我們家的兄弟姐妹，她們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蘇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從閶門到虎丘，近的到虎丘，遠的到東山，有很多路，還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騎車，可以騎驢，騎驢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沒有危險。這樣子一步一步，沒有沖擊式的戀愛過程。

　　我們年輕朋友放假可以在他們學校裡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較適中。他們家的風氣非常開通，孩子們有孩子們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當時是很自由開通的風氣，一點沒有拘束的樣子。我不是一個人去，是幾個人去。

　　張家四姐妹小時候學昆曲。當時昆曲是最高雅的娛樂，因為過年過節賭錢、喝酒，張武齡不喜歡這一套，覺得還不如讓小孩子學昆曲。小孩子開始覺得好玩，后來越來越喜歡昆曲，昆曲的文學引人入勝。昆曲是詩詞語言，寫得非常好，這對古文進步很有關系。張允和會唱、會演昆曲。后來俞平伯搞《紅樓夢》研究被批判，我們1956年從上海來北京，俞平伯建議我們成立北京昆曲研習社。愛好者在一起，在舊社會講起來是比較高尚的娛樂，增加生活的意義。起初俞平伯做社長，后來“文化大革命”不許搞了，“文革”結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長了，就推張允和做社長。昆曲研習社今天還存在，社長是張允和的學生歐陽啟名，她是歐陽中石的女兒。歐陽啟名很倒霉，中學畢業了，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不許進大學，她隻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結束，她由朋友介紹到日本去讀了好幾年書，回來后在首都師范大學教書。我也算昆曲會的會員，我是不積極的，可是每一次開會我都到，張允和是積極參加研究工作、演出、編輯。我去陪她。

　　張家姐妹兄弟小時候在家裡辦一份家庭雜志叫做《水》，親戚朋友自己看著玩的。這個雜志后來停了，隔了許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歲的時候想復刊，也是家裡面玩的。復刊了，葉稚珊就在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講這個事情，她說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寫，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覺得不得了，后來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張允和和張兆和編的，還沒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歲去世，張兆和比她小一歲，第二年也是九十三歲去世了。我給書寫了后記。

　　我與張允和從認識到結婚的八年時間裡，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普通的往來，主要在蘇州﹔第二個階段，到了上海開始交朋友，但是還不算是戀愛﹔第三個階段，我在杭州民眾教育學院教書，而她本來在上海讀書，正好趕上浙江軍閥與江蘇軍閥打仗，蘇州到上海的交通癱瘓了，於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學借讀。在杭州的一段時間，就是戀愛階段。

　　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蘇州，我到上海讀書，她后來也到上海讀書。后來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發展，不是像現在“沖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她們家跟我們家距離不是太遠，因為她們家跟學校是連起來的，一早我們就到她們家去玩了，所以她們家長一早就見過我，不是特意去拜訪。她們父母對我很好，她的父親當時應當說是很開通的，對兒女是主張戀愛自由，許多人用舊的方法到她們家說親，他的父親說：“婚姻讓他們自由決定，父母不管。”她的父親的思想在當時非常先進，這是受蔡元培他們的影響。他的學校辦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們的影響。他的學校也是自由主義，請來的老師隻要教書好，政治背景不管。當時也不知道，共產黨在蘇州第一個機構就在他們學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們真正戀愛是在杭州，在蘇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開頭我一個姐姐也在上海教書，那麼我寫了一封給張允和，我記不清內容了，大概是她們家托我姐姐帶什麼東西給她，我寫信大概是問她收到了沒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們在一起應該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緊張，就跟她一個年紀大的同學商量，她的同學一看，這個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復他反而不好，就開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說是有意寫的，也可以說是無意寫的，很自然的。

　　和張允和認識之后，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因為我讀書跟她讀書不在一個學校，我工作時她還在讀書。但是從前放假的時間很長，暑假都在蘇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別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邊讀書。杭州地方比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們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適合談戀愛的。杭州后來也是破壞得厲害，原來廟的規模大得很，廟在古代就是旅館，《西廂記》中，相國夫人和家人住在廟裡，廟裡招待得特別好。廟是談戀愛的地方，廟是看戲的地方，廟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夠興旺，是跟社會結合起來的。

　　有一個趣味的事情，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靈隱寺在當時規模很大，環境優美，現在隻剩下了當中幾間房子。當時戀愛跟現在不同，兩個人距離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牽手，那時候是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個和尚跟在我們后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於是說：“怪不得她的中國話講得那麼好！”

　　張允和的嘴比較快，什麼要隱瞞的話，她一下子就講出來了，人家說她是“快嘴李翠蓮”。張允和學歷史，她研究歷史有條件，因為古文底子好，從小讀古書，《孟子》能從頭到尾背出來。她小時候古文比我讀得多。她常常跟我講讀書的情況，她的讀書時代比我晚一點，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師是鼓勵學生自己讀書，她讀了許多翻譯的外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比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國古代文學影響。音樂方面，她喜歡中國古代音樂，我喜歡西洋音樂。她大學還沒有畢業時，我畢業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時，夏天請她到上海聽貝多芬的交響樂，在法租界的法國花園，一個人一個躺椅，躺著聽，很貴，兩個銀元一張票，躺了半天她睡著了。這是一個笑話。她對西洋音樂不像我這麼有興趣，我對中國音樂不像她那麼有興趣。結了婚，她聽中國音樂我去參加，我聽西洋音樂她去參加。

　　她的時代比我更自由開放，她是中國第一批女子進大學的。張允和從小就學風琴，那時候早期沒有鋼琴。我的姐姐喜歡圖畫，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術學院畢業的，她的圖畫很好。可是我沒有學圖畫，我學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學著好玩，學了再聽小提琴就懂得什麼是好壞。在日本，我跟一個老師學小提琴，老師要求我一天拉四個小時，我說：“不行，我是業余玩的，我有我的專業，沒有多少時間。”我不想在音樂上花太長時間。

　　我和張允和談戀愛時，社會上已經提倡自由戀愛，特別張允和的父親完全採取自由化。可是當時戀愛不像現在，那時候和女朋友同出去，兩個人還要離開一段，不能勾肩搭背，還是比較拘束。一種社會風氣要改變，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的。

　　摘自《周有光百歲口述》 周有光 口述 李懷宇 撰寫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77年夏，周有光、張允和夫婦在北京景山前街。

　　1924年，合影（左一張允和，右一張元和）

　　1930年，張允和在上海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