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半路出家的語言學家

文章寫於2009年7月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長命百歲。100歲是人的生命極限，超過極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處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給忘了……

叩響國家語委宿舍樓的一戶普通單元門的門鈴后，筆者很快在家政服務員的引導下見到主人——一位清癯和藹的老人正從書桌旁的椅子上站起來迎候，他就是久聞大名的“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簡單的寒暄之后，我們面對面坐在略顯斑駁的小書桌前開始交流。盡管老人有些耳背，採訪中偶爾還得借助紙筆，但記者自始至終都能感覺到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維的敏銳和精神的豁達。

半路出家的語言學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56個民族有數十種方言，並且大多數人都是文盲。要建設這樣一個國家，沒有統一的、能適應現代化需要的文字語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問題很早就被置於國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並從全國范圍內網羅了許多專家學者來從事這項開創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邀請精通中、英、法、日四國語言的周有光參加會議。會后，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說：“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會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說：“我不行，我業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從上海調往北京。從此中國經濟學界少了一位金融學家，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多了一位委員、一位語言學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於江蘇常州，先后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早年讀大學時，周有光主修經濟學，但因對語言學的愛好他還選修了語言學，並在1952年出版過一本《中國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裡，如今既藏有經濟學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的著作。從金融經濟到語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徹底”。他的孫女在上小學的時候，曾經很嚴肅地與爺爺討論這個問題。她說：爺爺，你虧了！搞經濟半途而廢，搞語文半路出家，兩個“半圈”合起來是一個“０”！周有光笑道：“我這是在‘劫’不在‘數’。那時候搞經濟的后來都倒了霉。我逃過了‘反右’的劫難，是我命大運氣好，留在上海搞經濟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殺。我卻因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參與文字改革，躲過了這一劫。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過我是既來之則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認真做，當時的工作任務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夠利用的時間都拿來補充知識。因為作為外行可以馬馬虎虎，但真正作為一個專業人員你就決不能馬馬虎虎，以前看過的名著我要重新細讀。那個時候我的確很用功。”當時拼音方案委員會一共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學家組成，不過主要是開會參加討論。“文改會具體工作由3個人來做：葉籟士、陸志偉和我。葉籟士兼秘書長，比較忙﹔陸志偉要教書，還兼語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離開了上海，沒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這個事情。我們三人就起草了第一個草案：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當時，周有光提出了三點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事實上，我們三個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沒有什麼不同的對立思想，隻有一些技術性的不同。”

羅馬字母成為漢語拼音的背后

“我們在上世紀50年代，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的時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不少人積極參與創造方案，大家熱情很高的。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我們非常慎重，從原理到技術都廣泛征求意見、深入研究。有人曾給我們講笑話：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這3年時間花得還是很值得。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今天就得到了這麼點安慰。假如當初沒研究好，有漏洞，就遺憾了，畢竟要彌補就很麻煩了。”

周有光說，漢語拼音採用的是羅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紀50年代曾遭受過很多人的反對：“當時有人認為中國有5000年的文化，幾個字母還不會搞，干嗎要用帝國主義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澤東主席到蘇聯訪問時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指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個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見不能達成一致。當時文改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匯報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難以研究后，毛澤東同意研究羅馬字母，再提到黨中央，得到批准，這才把精力放到羅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來。

確定用羅馬字母了，但怎麼用？周有光以“j、q、x”的制定為例來說明這項工作所費的周折。當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氣力研究世界各國的字母用法后，將其分為三類，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屬於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學術根據“mexico”(墨西哥)中的“x”，發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這樣的用法，“只是當時沒人理他。”

“一開始不敢用這種特殊用法，反對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齊’，首字母是‘Q’，他就反對說，那他就變成阿‘Q’了。我就說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開頭。”周有光說這是笑話，但當時的確有阻力。后來“j、q、x”終於確定在《漢語拼音方案》中。

1956年，國務院正式公布《漢字簡化方案》和《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同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同樣是1956年秋，應北京大學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開講“漢字改革”課程。根據講稿整理成的《漢字改革概論》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譯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寧夏平羅遠郊區的國務院“五七”干校。去干校不能帶研究資料和參考書，不願讓頭腦閑置的周有光靈機一動，帶上了二三十本各國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語錄》，還隨身帶有一本《新華字典》。當年，65歲的周有光和71歲的教育家林漢達被派去看守高粱地，兩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熱烈討論中國語文大眾化問題。林漢達問：“未亡人”、“遺孀”、“寡婦”哪種說法好？周有光開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又說，從前有部外國電影，譯名《風流寡婦》，如果改為《風流遺孀》，觀眾可能要減少一半……討論逐漸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語文大眾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語化、規范化。二位老先生高聲地交談，好像對著幾萬株高粱在演講。

干校勞動間隙，周有光以收入《新華字典》的字為依據，科學分類統計，把信息論引入古老的漢字研究領域，開創了一門現代漢字學。勞動之余，他還憑借當時多種語言版的《毛主席語錄》開始比較文字研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國際標准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准，1982年國際標准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准（ISO7098）。“ISO通過全世界投票，使漢語拼音方案成為國際標准。從中國標准到世界標准，這是過去沒有的。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中國文化要和外國文化溝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認同。”

后來，周有光還主持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的制訂，提出正詞法的基本原則和內在矛盾，規則在1988年公布。

社會的變化快，語言文字也跟著變化快。如今，各種個性化的語言可以說五花八門。周有光說：“現在中國人特別愛用外國字母，覺得表達起來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還有一個事情很有趣，‘○’算不算中國字？在不久之前，《現代漢語詞典》是不收的，后來收了，承認它是個中國字。因為這個‘○’到處用了，比如現在常這樣表示二○○七年，過去則是二零零七年，其實這兩個‘○’是外國的，現在已經成了中國的。”

個性化語言的大量出現，會不會與國家推廣了的“語言文字規范化”相沖突呢？周有光搖了搖頭說：“現在有不少人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性表示擔憂，但我認為這大可不必。不僅是中國，如今許多民族都有這個問題，特別是第二次大戰以后。現在我們接受的外來詞，主要是英國、美國的。為什麼？他們的口語在全球的使用頻率高，我們學他們的許多口語，結果把他們的許多詞匯也學來了。其實，即使英語也不是純粹的，英語裡有不少詞匯也是外來的。所以說，我們國家出現的這種現象，是變化過程當中的現象。”

“四朝元老”原來是位“新潮老頭”

2002年8月，張允和仙逝，享年92歲。“我們結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麼辦。兩個人少了一個，這種生活好像是車子，好像自行車隻有一個輪子，一個輪子忽然掉了，你怎麼走？后來呢，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穩定下來了。我就想到一個外國哲學家講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進化的必要條件。這麼一想，我才安下心來，畢竟生死是自然規律。”周有光在極度痛苦之中，用先哲的警言來排遣。如今，他已經把人的生死參透了。

早在1925年，由於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與張允和同學，兩家的兄弟姊妹們便已相互認識。1928年周有光、張允和同在上海讀書時，成為朋友。1932年上海發生戰亂，為了安全起見，張允和借讀於杭州之江大學，適時周有光任教於杭州民眾教育學院，兩人開始自由戀愛。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張允和結為伉儷，從此相濡以沫。

老伴張允和在世時，兩人相敬如賓，據說一輩子沒吵過一次架。對此周有光解釋道：“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10點鐘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是有一點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

周有光祖上為常州望族，太太張允和是當時的大家族張家的閨秀。葉聖陶先生曾說：“九如巷張家的4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張家四姐妹，個個蘭心蕙質，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大姐張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顧傳，老三張兆和是沈從文的夫人，老四張充和嫁給了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

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是周有光和夫人張允和的合著。所謂“合著”，其實是各寫各的，書的正反面互為封面，張允和的文章橫排，書頁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豎排，書頁向右翻，可謂別開生面。他們所寫的，都是回憶人和事的散文，感情飽滿，文採斐然。

緊挨窗台的書櫥裡，有一張丁聰畫的漫畫很有意思，漫畫中，周有光踏著一輛三輪車，載著夫人張允和一同出游，老兩口的親密、默契與恩愛，真是惟妙惟肖。周有光說，他們夫妻倆跟丁聰是好朋友，一次他跟丁聰說自己要買一輛三輪車帶著老伴出去玩，沒想到車還沒買，先被丁聰畫成漫畫在報上刊登了。

已是百歲高齡的他，現在每天還要看書讀報——不是隨意瀏覽，而是逐行逐句，圈點勾畫，讀到細處，甚至要找來地圖，舉著放大鏡相與對照。“老來回想過去，才明白什麼叫做今是而昨非。老來讀書，才體會到什麼叫做溫故而知新，學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覺無知。這就是老來讀書的快樂。”

周有光至今仍勤於筆耕——不，按他的說法，是“指耕”，他每日用中文電子打字機寫作。他對用打字機寫作贊不絕口，講每天都用打字機寫作，比手工快5倍，說著拉開辦公桌抽屜，隻見裡面放著很多電腦軟盤，他隨手拿出一張軟盤說，這就是一本書，又拿出兩張說，一部大的書，兩張軟盤。“我寫作沒有固定的時間，年紀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覺，我利用精神好的時候寫文章，工作效率並不低。”

有人稱周有光為“新潮老頭”。周有光在大多數人還不知道電腦為何物時，就已經開始在電腦上寫文章了。“我使用‘雙打全拼’在電腦上寫文章，不用草稿紙已經快20年了，我想什麼就打什麼，得心應手，靈活自如，一點也不慢﹔有的人是看著別人的文稿打，那是‘看打’，是打字員。”

先生嘆息自己年紀大了，大部頭寫不動了，隻能零星寫點小文章，每月堅持為《群言》雜志寫一篇隨筆。採訪時，他給了我他寫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題目是《食衣住行信》。在他看來，民以食為天，“食”當排首位，而不是常言的“衣食住行”。他還認為在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信息”如同吃飯穿衣一樣重要，不可或缺，有必要在原來4個字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個“信”。期頤老人還在關注身邊的社會學，用隨筆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可嘉可贊！

盡管從事學術研究，而且年紀大了，但周有光卻不像別的學者那樣閉門謝客，苦心經營。他笑言：別人來看我，說怕耽誤我的時間，我說我的時間不值錢，我是“無業游民”。

這位歷經晚清、北洋、國民政府和新中國四個時期的“四朝元老”風趣地說：“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長命百歲。100歲是人的生命極限，超過極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處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給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來他的孫女和重外孫現居美國，他隔天就用“伊妹兒”和他們通訊。

他不僅頭腦清醒而且十分新潮，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依》大片，時尚不落當代青年。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信心，他說有的老人認為自己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他則不以為然，“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我的生活很簡單，我的天空就是這半個書房。”講著講著，周有光便笑出聲來，孩童般樂不可支。

生命從80歲開始

周有光是五代單傳，年輕時有過肺結核，患過憂郁症，結婚時算命先生說他隻能活到35歲。可是他今天已是百歲人瑞了。吃飯、如廁、洗澡等基本自理，偶爾還下樓散散步。“如果身體跟五官分開，我的身體就很好，血壓正常、消化正常、腦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聾，眼睛也不好使。”接電話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電話號碼時，總要附上一筆“我耳聾，保姆代聽”。

他說，自己耳朵不好，常鬧笑話。一次，三聯書店的編輯拜訪老先生。當時，張允和講了一個故事，周有光湊在一旁小板凳上“聽”。那天張允和講的是曹禺當年邊洗澡邊讀書的趣事。張允和講完之后，周有光見客人興致很高，把小板凳往那位編輯身邊挪了挪說，我也給你們講個故事吧。等他一開講，張允和與來訪者兩人哈哈大笑起來，周有光問她們笑什麼，這下兩人笑得更厲害了。那位編輯告訴他說，奶奶剛才講的就是這個故事呀。

“我97歲去體檢，醫生不相信，以為我寫錯了年齡，給我改成了79歲。醫生問我怎麼這樣健康，我說這要問醫生啊。”談到自己的養生之道，他說：其實也無秘訣，不過生活應有規律，心寬體胖。周有光認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寬一點。老人每當寫文章累的時候，就會做一下他獨創的“象鼻子運動”——扶著桌腳，晃晃頭、聳聳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運動鍛煉了全身，難怪他至今連牙齒還是原裝的。

老人書很多，又沒有專門放書的屋子，四間小屋子都放滿了書。有的時候，要查資料，常常要四個屋子跑來跑去，他沒有把這當成一種負擔，反而樂此不疲。他說：“古代有‘陶侃運磚’，講一個名叫陶侃的書生為了鍛煉身體把磚頭搬來搬去。我把書搬來搬去，這是‘周有光運書’。”說完，老人哈哈地笑了起來。

他每天起居定時，晨6時起，晚10時睡，中間要午睡。一生飲食習慣不變，喜歡吃面包、喝咖啡、飲紅茶。在日常生活中，周有光一日三餐以面包、牛奶、青菜、雞蛋、豆腐為主。他從不刻意所謂的保養身體，不吃補品，自述生活要平淡穩定，吃東西不要過分，不要老吃所謂的山珍海味，要吃家常便飯，吃青菜豆腐，就是赴宴會也不要多吃。

前幾年，周有光寫了一篇周氏“陋室銘”，曰：“山不在高，隻要有蔥郁的樹林。水不在深，隻要有洄游的魚群。這是陋室，隻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書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文章。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裡，順便散步觀光。仰望雲天，宇宙是我的屋頂。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這篇“陋室銘”，字字句句無不體現出百歲壽星“隨遇而安”的養生哲學！老人80歲的時候身體狀況還非常好，行動十分靈活，經常坐電車出去買東西，85歲那年才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用老人的話說：“再不退休就不好意思啦，佔著別人的位置好久啦。”周有光說，人生就是一個增長弧線，100歲就是一個關口，1歲至10歲是生長期，20歲至80歲都可以正常工作，90歲至100歲就開始衰老了。

人愈老，愈發童真。他把80歲視為零歲，把81歲視為1歲，從頭開始計算年齡。他92歲時，收到一份賀卡，上面寫著：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先生高興得不得了。

不知不覺和這位依然神採奕奕、腰板直、腳步穩的老人聊了兩個多小時，筆者擔心老人累著，便告辭。這時，似有一束溫暖的陽光從窗外照射進來，潑洒到那小小的老式的書桌上……

告別時，老人堅持要送記者到門口，並目送下樓梯。記者回過頭來，隻發現眼前超高齡的老先生確實沒有半點老邁之態、衰憊之容。難怪他說，“上帝把我給忘了！”

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