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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考取聖約翰大學的點滴趣事

2015年01月09日14:43    來源:人民網-文化頻道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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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三連襟在上海(左起:顧傳、沈從文、周有光)。

  1946年,三連襟在上海(左起:顧傳、沈從文、周有光)。

  我考大學有趣味。我報考了兩個大學,都考取了。一個是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個是南京東南高等師范學校,后來變成東南大學,后來又變成中央大學,今天是南京大學。為什麼考兩個大學呢?有幾個比我高的同學勸我去考聖約翰大學,我到上海去考聖約翰大學,考取了。可是聖約翰大學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兩百多塊銀元,我家裡到我讀大學是最窮的時候,沒有錢。那時候每個大學考試的時間不一樣,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東南高等師范學校不用學費,那麼,我就准備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朱毓君聽說我考進了聖約翰大學不想讀,她對我姐姐說:“考聖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進聖約翰大學又不進,太可惜了。我也沒有錢,我去問我媽媽借,讓他去上學,上了學以后再想辦法。”她的媽媽說:“我現在也沒有錢,但是有皮箱,裡面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兩百多塊錢。”她們家也在蘇州,她媽媽很喜歡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沒有去開,沒有用的。有出戲叫《借當》,借東西來當。這樣我就上了聖約翰大學。

  考大學很有意思,我們那時候考大學要考六天,8點鐘到,真正考試是上午9點到12點,三個鐘頭不能停,下午1點到4點,一天六個小時,筆不停揮。考試的范圍早已告訴你了,學校招考的小本子寫明要考什麼書,可以說沒有舞弊,為什麼呢?題目多得不得了,六天當中隻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題目多得你要筆不停揮。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題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經告訴你材料都在這裡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現在考試是捉迷藏。題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筆直書,寫不快,就不行,怎麼考,都公開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沒有數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沒有及格的,一個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試方法完全不一樣,沒有名額,我們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夠,就把另外一些房子臨時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我覺得考上不難,隻要把指定的那些書搞清楚就行了。

  還有一個笑話,上聖約翰大學報名要照片,我的同學關照我:“你最好拍一張西裝照片。”因為我在常州不穿西裝,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裝怎麼穿的。到照相館去拍照,照相館有西裝准備拍照用的,照相館的人也不知道怎麼樣打領帶、領結。鬧了一個笑話:他給我戴了一個領帶,再戴一個領結。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學大笑,趕快寄回來,要求重拍。

  1923年,我從蘇州坐火車到上海。從火車站下來,坐電車到靜安寺,靜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獨輪車到聖約翰大學,聖約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園那邊。獨輪車是什麼時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獨輪車上聖約翰大學在文化上跨過九百年。古老的中國要到教會學校學外國的東西,文化歷史跨過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進大學第一次去報到,給我一個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話拼的羅馬字,這是學校規定的標准,在學校每一個地方簽名,都要按照這個標准。學校的管理就按照羅馬字來管。我一進學校就懂得什麼是羅馬字管理法,這是科學管理,到今天中國人都不懂,聖約翰的總務部是沒有幾個人的,管理起來好得不得了。這件事情印象很深,這就是外國文化跟中國文化不同的地方。后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我到美國去工作,可以說,我在工作當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每一個環節都是高效率。人家問:“為什麼美國人比別的國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當於好幾個外國人,財富是這樣來的。我到美國才知道,日本有一個調查團,調查美國人的辦公效率,調查了幾個月,寫成一個報告,結論說:一個美國人可以抵十五個日本人。真是不一樣,那時候電話當然還沒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電話的方法跟中國人不一樣,在中國根本不重視效率,中國人辦公的方法遠不如他們。我訓練到這個習慣:做事情一定要講效率。

  聖約翰大學的專業跟今天不一樣,現在進大學就要分專業,聖約翰大學是外國規矩,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是基礎課。專業分得粗得不得了,現在是根據蘇聯的辦法,專得不得了。聖約翰大學本部隻分文科、理科,醫科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不大碰頭。一年級不分文理,二年級才分文理。我一年級進聖約翰大學,學基礎課,三面牆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學生可以在上面做題目,數學的水平比較高。我的數學很好,一個外國數學老師就勸我:“你就學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學都跟我講:“你不要學理科,要學文科。”為什麼呢?聖約翰大學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聖約翰大學不讀有名的文科,而讀理科,吃虧了。我就學了文科。實際上,我當時偏重經濟學方面。

  我那時候學經濟,主要是學經濟的技術,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做國際貿易,要辦銀行,要有一套學問,不像現在亂七八糟一下子幾千萬被人家騙走了,沒有這麼傻的事情。資本主義如果這麼搞,早就垮掉了。國際貿易要有一套技術,我主要是學這方面的東西。

  可以說,大學裡所有的功課都很有意義,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學裡有一本小書,客人來了可以看,這本小書講:我們這個大學不是培養專家的,是培養完美人格,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展成為專家。一到聖約翰大學,每一課都有課外閱讀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書。學會了自學,學會了獨立思考。這種教育方法從教師來講,並不費事,可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方向。

  那時候鼓勵學生自學,上課的時間並不多。有的時候,老師的幾句話,會給學生一生影響很大。那時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蘇聯教育不一樣,蘇聯教育是強迫性的“填鴨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聖約翰大學,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報,主要看英文報。一個英國教師問:“你們天天看報,是怎麼看的?”我們說:“看報就看報,沒有什麼。”他說:“看報有看報的方法,每天看報要問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條最重要?’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這條消息最重要?’第三個問題:‘這條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趕快去查書,查書是首先查百科全書。”我們按照他這個方法來看報,興趣就大大提高。

  聖約翰大學重視基礎的教育,我讀基礎的文學、世界史,這很有用處。我進的中學是中國人辦的,可是中學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學、物理是英文的。我們能夠用英文,基礎培養今天辦不到,今天的中學生、小學生許多時間浪費到莫名其妙的課程上面,應當學的東西學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學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覺都沒有時間,結果學問學不好。我們的教學沒有上軌道。

  英文很容易學好,你重視它就會好的。我們的英文教師都是教會學校畢業的,我們中學能用英文演講比賽,英文不過關不能畢業。實際上是中文、英文、數學三門課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課不用考的。那時候比較輕鬆而學得好,今天把學生的時間都浪費掉。還有一個關鍵,那時候中學都是住讀的,沒有走讀生的,一走讀,走來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學生到大學再讀英文,那大學的課程怎麼能讀呢?大學是用英文了,不是學英文了。現在的青年苦得要命,這個辦法不對,我們的教育要徹底地改變。

  聖約翰大學在政治方面特別注重外交,從清朝末年到民國時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學,顧維鈞是比我們早的最有名的同學。我畢業以后,人家好多次請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張允和是斷然反對我參加政治,我想是對的,假如我參加政治,就麻煩了。

  聖約翰大學的校園美極了。現在上海的中山公園就是我們的校園,校園裡原來都是大樹,外國人對園林很重視。今天來看,我們學校是規模小,園林大。園林從前叫兆豐花園,現在叫中山公園,把樹都搞光了。資本主義的管理學是值得欽佩的。

  摘自《周有光百歲口述》 周有光 口述 李懷宇 撰寫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責編:王鶴瑾、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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