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徐坚的丰收年，共出版了四部书。《理解早期文明》和《中国艺术史》是两本译著，《暗流》是旧作重印；《时惟礼崇》虽然晚出，实质上是徐坚真正的探索之作，值得单独谈谈。

　　《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摆脱传统研究方法藩篱，以新考古学主要代表人物宾福德的文化系统和层次理论为指导，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尝试对商和西周青铜兵器进行全方位阐释。 

　　第一章其实颇见功力。徐坚运用类型学方法与物质文化分析，对东周以前青铜兵器进行分类、分型定式，以确定其各类兵器之间的年代序列及形态变化情况；在技术层面又超越了蒙特柳斯式类型学的社会化大生产和渐进演化等预设观念，采纳兼具通则观念和历史特定性考量的物质文化分析方法，提出了青铜兵器形式风格的功能化和美术化两个倾向。青铜兵器上出现与实用杀伐功能无关甚至相冲突的部件和结构表明兵器不只是器具，也是一种符号。青铜兵器形态是功能与形式、实用与象征等多个侧面考量和角力的结果。

　　为了揭示青铜兵器长期被忽视的符号价值，徐坚根据青铜兵器出土环境、埋葬位置及其形态特征来分析其所蕴含的社会、精神层面意义。在第二章应用情境分析方法研究了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社会意义。他提出物质性、空间性和学术史三种情境概念，提炼出戈与矛的组合、钺与刀的组合是社会等级的表达方式，揭示了作为社会区分标识的物质的内部多元和复杂性。他还做了长时段或跨朝代比较分析，发现钺与刀的组合源于新石器时代，戈与矛的组合始于青铜时代，剑是后来居上成了兵器的象征。

　　在意识形态层面，作者尝试以认知考古学和情境考古学思路局部复原青铜兵器的文化归属、性别认知以及信仰与禁忌。对与铜兵器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另一条线索玉兵器，徐坚也进行了讨论，以“金石之缘”收尾，揭示玉兵器并非独立于铜兵器之外的平行发展线索，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复杂而动态的关系，表明早期中国礼制体系的多元和互动本质。

　　东周之前出土兵器数量有限，徐坚几乎收集了考古发掘、各类文章以及国外大博物馆或收藏大家的兵器资料。《时惟礼崇》明确提出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中国青铜时代，既不存在中原地区多以青铜为礼器，草原地带多以青铜为兵器或者工具等实用器之分，也不存在华夏重礼、蛮夷好乐之别。无论在草原地带，还是在中原地区，甚至岭南及西南，青铜都是礼器材料，只是礼的内涵不同，表达方法不同，礼器的组合形式也就不同。

　　单纯依靠唯一材质甚至唯一器类复原早期中国礼制是危险的，但历史记载亦可印证徐坚此书的论断。《春秋》记载在礼崩乐坏之前，战争亦讲究礼仪和规则。比如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但依然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惨败虽让宋襄公贻笑千年，但也表明春秋以前征战确实讲究礼仪。兵不厌诈，横征乱伐实乃东周之后才出现的。

　　徐坚现在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曾先后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和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部学习，研究领域包括青铜时代考古学、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学史、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等。他一直认为，翻译名著是最好的学习。他已正式翻译出版《阅读过去》《考古学思想史》《理解早期文明》和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四部名家代表作。《考古学思想史》是西方考古学史的经典，《阅读过去》总结了西方考古学理论，为徐坚的考古学探索树立了标杆。《中国艺术史》是牛津、耶鲁、普林斯顿沿用40年之经典，苏立文既不坚持西方本位，也不囿于中国传统，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是一种融会贯通的文化视野。一手翻译一手写作，中西学术之间自由穿越，徐坚从中受益良多。

　　王国维云：“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霍德在《阅读过去》中文版序中承认中国是世界考古学中心地域之一，他期待倾听不同的声音，探索更具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考古学。不包括中国的世界考古学不完整；不融入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也显得孤掌难鸣。徐坚认为考古学既是历史学也是人类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我们期待他为中国考古学的世界化做出更多的探索。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13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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